"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

《临时约法》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将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以宣示人民对于政府的前提性与根本性。但《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却为政府立法侵蚀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借口。《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在法例上,可追溯到日本明治宪法第二十九条　“在法律范围内”和普鲁士宪法第二十七条　“非依法律不得设之”的规定;在思想上,源于清末民初国情论下的自由观。经过民国三十多年的立宪论争,《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被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取代。这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　等条款的修改与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驳“无形修改”宪法论

《法学评论》1986年第4期刊载卫夏的文章《宪法的“无形修改”浅析》,读来令人惊诧,大有商驳的必要。卫文认为,宪法修改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之分,部分修改又有“直接修改宪法部分条文”与“在保留原文的情况下,以修正案修改某些宪法条文”之分,这些都是宪法的“有形修改”;而“所谓无形修改,是指不变动宪法典条文,而更换其中某一条文或条文中某些词语句的内容,使宪法的某些规定具有新的含义。”     

筅法理念在民法典中的具体表达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以宪法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五条第三款又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对部门法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其思想内容可为部门法的立法和司法划定活动范围。由此可见,我国的任何一部立法都须依据宪法进行,且“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台湾法律援助制度简介

2004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公布《法律扶助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台湾称之为法律扶助。“法律扶助,乃是指对于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负担诉讼费用及律师报酬之人民,予以制度性之援助,以维护其宪法所保障之诉讼权及平等权等基本人权。”根据《法律扶助法》,台湾法律援助包括诉讼或仲裁的代理或辩护,也包括法律咨询,调解、和解,法律文书撰拟,以及“其他法律事务上之必要之服务及费用之扶助”,“其他经基金会决议之事项”。     

独具特色的中国海关法律制度

人们常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国家就靠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一个土地法大纲管理”。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紧张起草并很快实施了一部多年後许多人也不了解的法律。这部法律1951年4月公布生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在有效实施。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暂行海关法》一直适用到改革开放以後的1987年，才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所取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法待立；十年动乱，“无法无天”。显而易见，海关法规有此“特殊待遇”，在於它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必要性。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预算的法律保留：理论证成与规范分析

预算的法律保留是指预算立法权的法律保留,其并非传统的“侵害保留”,也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以及“绝对保留”。我国《立法法》第11条关于“专属立法权”条款实质上确立了法律保留的原则,因而其中包括预算在内的“财政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并不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些事项的授权立法。当然,“专属立法权”属于立法权的保留,我国《宪法》规定的有关预算条款却是国家机关的事项权。因此,《宪法》有关预算条款不能成为预算立法权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预算法》第98条关于“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明确性要件,从根本上解决预算法律保留及其授权立法的明确性问题还要诉诸宪法,并在《立法法》授权明确性规范基准上,由《预算法》在授权立法条款中予以具体规定。     

宪政理念与宪法命运:中美第一部宪法比较分析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既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近代世界的第部成文宪法。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中国第一部宪法,则是指1923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法》。虽然,中国宪法起始于清末1903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及1911年颁布的《十九条》,辛亥革命发生后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临时约法》,随后还有多种宪法性文件。〔但从立法意义上看,真正完成了宪法制定程序的只有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因这部宪法可以算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之所以不被重视,是因为它伴着曹锟的总统贿选而产生,故有人将其称为“贿选宪法”,还有人称其…     

一部必将影响历史斗争进程的宪法草案

恩格斯曾经指出:“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后所建立的宪法”有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我国正在由全民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就是这样一部必将影响历史斗争进程的宪法草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常说,“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胜利之树的真正     

访凯尔森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on，1881-1973)，1881年生于布拉格，原籍奥地利。1911年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曾参加1920年奥地利共和国宪法的起草。1920—1930年任奥地利最高宪法法院法官。1940年开始流亡美国，后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凯尔森一生著述颇丰，既有《德奥共和国宪法》这样的宪法著作，又有《国际公法的一般理论》等国际法著述，然而其最大之贡献则非其所首倡之“纯粹法理论”莫属。“纯粹法理论”于西方法律哲学(法理学)之影响毋庸置疑，然凯尔森著作语言之晦涩亦不可避免引起诸多争议。如何理解“纯粹法理论”已成为现代法律人无法回避之现实要求。2004年，适值《纯粹法理论》一书第一版出版70年，本刊特于本期刊载译文三篇，以期对吾等学人于“纯粹法理论”之理解有所助益。     

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救济

一般认为,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为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最终的法律基础。但是,宪法 所确立的公民权利最容易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加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并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机制,这被视为当代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课题。《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甚至“法治国的大宪章”。 有鉴于此,刑事被告人的一系列权利只有被确立在宪法之中,从而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这些权利才会具备坚实的法     

关于宪法的历史考查

中国古代有宪法、宪令之类的语词 ,其基本含义是大法。宪令的“大”或“重要”的含义与其发布形式有一定关系。近人也赋予宪法以大的含义 ,但与今之宪法相应的“大”或“重要”的含义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确定”上。中国古代没有组织、结构、确定意义上的宪法     

守护宪法：对法律进行宪法审查的解释方案——以宪法文本及其沿革为基础的考量

考察现行宪法可发现宪法审查的制度空间：“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宣示,排除了以法律违背或修改宪法在规范意义上的可能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双重主体架构,提供了审查主体适度摆脱“自己不能当自己法官”之质疑的组织基础;“监督宪法的实施”与“解释宪法”权限的排他性赋予、“不适当”与“同宪法……相抵触”等依据的交替使用,为审查主体规定了权限依据与审查要求。这些构筑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对法律进行宪法审查的宪定框架。     

浅析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称1923年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由于它是直系军阀曹锟为掩盖其“贿选总统”的丑闻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们斥之为“贿选宪法”。但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来看，该宪法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清晰、立宪技术比较成熟，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本文欲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1923年宪法进行分析。     

改革法院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正>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些规定对保证法律的实施,意义十分重大。人们一直对此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却忽视了如何在组织上、在管理体制上解决“干涉”、“特权”问题,从而确保《宪法》、《组织法》原则的实施。我国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是各级法院由各级地方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固然有其一     

浅议“违宪”的慎用

违宪，一般指违反宪法的行为。四川两位律师认为《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止四类人从业于娱乐场所属违宪之结论经不起推敲，有使“违宪”泛化之嫌疑，同时又曲解了宪法与部门法及行政法规的关系，误解了我国以宪法为主导地位的法律体系所蕴含的“一般情况下，法无明文禁止均可行”的内在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对违宪都应当慎重使用。     

《福建省宪法》的死亡与再生

目次一、《福建省宪法》的诞生背景二、《福建省宪法》的地方自治原理三、悲哉!《福建省宪法》之死四、论《福建省宪法》之再生一、《福建省宪法》的诞生背景清末以降,国家危亡,内有人患,外有虎狼,救亡图强,举国之第一要务     

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几点认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或《大纲》)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一项重要法律。它规定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施行期限。在当时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和作用。它的制定、修正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和施行情     

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模式选择

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宪政模式,实现了从专制主义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秩序的转变。许多从清廷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省份都制定了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具有较高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文件,开创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     

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违背宪法的——宪法“序言”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观点不妥

前一时期,法学理论界有些同志提出,《宪法》的序言没有法律约束力,其理由有三:一是从形式上看,“序言”不是条文式的规范化语言;二是从内容上看,“序言”很大一部分叙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史实。这些政治历史的理论,谁去触犯它,又如何能以“违法”“违宪”令其承担法律责任;三是从具体问题来看,“序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