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效及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研究

2023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并不断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认可,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对该倡议采用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影响该倡议全面深入的推进。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究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可望助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排除干扰、增加动能。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以关注人的发展与安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保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地区认同为特征。其建设思路如下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来促进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分块建设,扎实推进;走多元一体化道路;开放式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为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新的舞台;为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路,从而有利于中国地区合作战略的实现。     

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

东盟作为当代区域发展、全球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及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属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具有战略前瞻和积淀丰厚的特征、理论创新和多元互动的潜力,可成为撬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有效支点。作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试点,东盟学是以东盟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基于交叉学科的逻辑和路径,依托东南亚研究的存量资源及多学科的既有优势构建的兼顾活态化、特色化和自主化的东盟学研究生态,形成交叉性、整体性和反身性互促的知识形态。东盟学的建设不但可回应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时代命题,还能在学、研、用的系统实践中推动完善全球知识体系,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智识基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的话

<正>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大局,是中国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因此深入理解东盟自身和东盟对华态度问题格外重要,这也是本期的重点话题。张蕴岭从如何理解"东盟方式"、如何理解"以东盟为中心"以及如何认识东盟共同体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独特特征,认为东盟所践行的包容性原则(或称舒     

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动力 ——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来解释东盟演进的动力.本文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提出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关系,加深对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认识.冷战时期,东盟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自主,在安全目标上以东南亚中立化力求战略自主、避免外来干涉,在安全手段上侧重和平解决争端,强调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故而安全成为东盟演进的主要动力.冷战后,东盟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把地区发展作为组织演进的中心和动力,在政治安全层面强调以发展安全为主,在经济层面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话语认同对于东盟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话语认同在东盟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发展成就、历史经验及前景展望CSSCI

2021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回顾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发展成就,可以总结相互尊重是准则、合作共赢是遵循、守望相助是传承、包容互鉴是保障等四大历史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方将提升更紧密的战略互信伙伴关系、经贸伙伴关系、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创新和数字伙伴关系、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多边主义伙伴关系等七大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将致力于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着建立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步伐。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认为25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由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文章尝试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使"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解释路径。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向,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     

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跨文化性与跨文化日耳曼学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跨文化能力是进行富有成效的国际交往不可缺少的关键能力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学的德语外语专业应进行相应的现代化改革，实现由传统的语言文学向文化和跨文化的拓展和转向。本文以跨文化日耳曼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诠释出发点和专业建构的阐述，确定跨文化日耳曼学特有的跨文化特征。不同于传统日耳曼学，跨文化日耳曼学强调“文化空间”和由此所致的“文化间距”，并试图从“时间间距”和“文化间距”这一交叉视角审视文学作品。基于这一诠释新视角，跨文化日耳曼学强调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主体性，并将学生特有的文化诠释多样性纳入教学和研究之中，在基础上奠定了跨文化日耳曼学的文化性和跨文化性。在这一认知框架下，本文对跨文化日耳曼学学科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中国的国际社会理念及其激励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中国与各合作方的共同努力下,务实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习近平主席后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给出的解释却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的存在说明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致,尚需进一步探讨。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是中国的国际社会理念。它超越了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国际社会概念,因为在这种国际社会状态下,各方承认他们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或某种形式的共同命运),并因此愿意通过协商、合作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处理各国/各文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化解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创造和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以激励性机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国际社会理念的平台。     

重塑规则还是整合地缘:亚太经济深度一体化的模式之争

亚太经济合作已经进入深度一体化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美国"自上而下"的"规则重塑型"模式与中国"自下而上"的"地缘整合型"模式的竞争,二者在整合平台、覆盖范围、政策导向重点、战略依托和路径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规则重塑型"模式的冲击下,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应尽量避免大幅提高制度化水平和规则约束力,只能适当扩大规则覆盖面、增强政策协调性,同时着重推进务实的功能性建设,灵活运用多层次机制,深入整合地缘经济关系,持久蓄积影响力并向周边持续纵深辐射,以此构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跨体系社会视野下的东南亚

文章通过人类学"跨体系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东南亚社会,回应了当下一些热点问题,并提出"跨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主要结论是:"东盟方式"有其社会文化传统,是一种适应国际形势的策略;中华文化在东南亚是逐渐衰落的,中国比美国更需要"重返东南亚";在民族、社会、国家等多重互动中,文化和人格可以再调适,形成更高层次的认同,这一思路有助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的稳定和谐,也有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编者的话

<正>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学界和政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收录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范佳睿和翟崑以规范为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提出应推动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该研究有助于实现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具体     

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

中国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这两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关系密切。尽管目前中国西部有“三股势力”存在 ,但中国安全防御的重点仍在东线而非西线。两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经贸关系发展很快 ,仍有很大的潜力。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 ,它们也可以有所作为。中国利用特殊地位可以在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间发挥桥梁作用。中国与这两个国际组织成员国间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途径解决。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发展、特点及前瞻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的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国际文化合作也快速拓展。从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等三个层面与双边和多边两方面来分析,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1991—2000年的奠基与2001年以来的制度化合作两个时期。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双方文化合作呈加快势头,但主要文化产品贸易份额仍偏低,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在动因及效果方面呈现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鉴于人文合作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经贸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亦需要国际文化合作,国际合作进程中文化与经济呈一体化趋势,故中国—东盟区域文化合作应进一步增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