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司法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依法治国。虽然我国法律体系正趋于完善,对于司法人员的选拔和任命也越来越严格化、制度化、系统化,但是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有违公正、司法伦理道德缺失的现象仍有存在,甚至持增长趋势,因此,加强司法伦理建设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本文从司法伦理问题作为切入点,分析当前社会背景下司法伦理的现状,提出加强司法伦理建设的路径以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证明法律推理客观性分析

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不仅应体现在事实领域内,也应体现在价值领域内。它对于练就司法人员的理性思维、培养尊重程序意识、实现法治等有重要作用。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建构依赖于刑事证明法律推理自身的客观性、遵循逻辑基本规律及推理主体正确的价值观。而“天然逻辑学”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具有指导及释明作用,可为其科学建构提供逻辑理论基础。     

论刑事法律在西藏的变通实施

西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民族刑事习俗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刑事立法、司法和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致使基层司法人员在习惯与规则的边缘如履薄冰。在坚持刑事法制统一和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刑事法律变通，是解决藏民族刑事习俗与刑法间冲突的有效径路，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     

实现刑事司法与公众认同契合的路径分析

刑事司法与公众情感的冲突与背离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大难题,只有实现了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法治才有坚实的保障。确保公众信赖刑法规范是前提,刑法规范必须支持普遍的共同的道德,有利于维护公众权益。确保公众尊重司法人员是基础,司法人员应该具备优良品行和丰富专业知识、技能。确保公众参与司法是途径,刑事司法程序应该具备开放性。确保公众与刑事司法的沟通是方式,公众与刑事司法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论中国法学的学术尊重——兼及中国刑法学的心态与方法

中国法学的学术伦理是中国法学的生命线。中国法学的学术伦理的核心概括便是学术尊重,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相关专业知识,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与学术成果,尊重学术对手及其呼拥者和追随者。违背法学的学术伦理最终就是违背法学的责任伦理。由刑法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保障之法＂和＂后盾之法＂的地位所决定,违背刑法学术的学术伦理及责任伦理或许将是违背法学伦理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

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要消除妨碍司法独立的种种弊端,治本之道应是从整个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上加以改革。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权异化为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的私有资源,则是司法腐败的根源。救治之道,主要是改革我国的权力结构,使司法权既相对独立,又受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同时,也有赖于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自主、自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从体制上摆脱外界钱财和权力的控制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建设10大规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在逐步提高法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程度,促进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政党政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法治政府、促进公正司法,以及保障人民参与,已经成为不能逆转的历史逻辑、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中国法治需要借鉴世界法治经验,更需要一个中国过程,因而必然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法治将成为世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的实践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中国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推进法治进程,是中国法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司法观及启示——从法律发现说起

法律发现始终难以摆脱司法中"创造"的成分对它的影响与责难。单纯的逻辑演绎并不能确切地表述司法过程的现状,价值判断总是参与其中。实用主义法学所蕴藏的立场界定和方法选择则为破解这种困局提供了"良方"。其司法观可以概括为:以"逻辑"传递着对"发现"的尊重;以"经验"护佑着对"创造"的追求。     

对代表考评是地方人大工作的有益尝试

秋风在《南方都市报》上撰文认为，依据法治的内在逻辑，并被中外历史经验证明较为可取的民众参与司法、且有助于正义之实现的制度安排，可以有两种：社区法庭与陪审团制度。     

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对纠纷解决有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即把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和谐视为司法的第一要务,甚至为此违背法律依伦理道德进行个案衡平。这种伦理衡平的传统产生于我国古代,因其有利于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而成为建构和维系我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伦理衡平过于主观恣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和稳定性,从而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法律衡平司法传统的经验,从衡平理念、职业法官、司法方法、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逐步实现我国衡平司法传统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的跨越。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质疑

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原则在中国已经确立并发展了二十多年,但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书面意义上的确立,并未发挥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应该发挥的作用,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近乎处于虚置的状态。通过对合理性原则之源流、法治逻辑等内容的分析,从比较的视角观察,合理性原则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实践,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概念混乱,给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

农民法律意识的内部架构是,法律意识淡漠与对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的青睐相伴。其成因是：简单经济关系使其亲近法律缺少利益的驱动;农村家庭的生产职能滋养了具有生产组织文化特点的儒家伦理;人治传统下法律的作用使其缺少对法律的利益感受。觉醒农民法律意识有益于：构建市场经济运动之基础和市民社会之人格——心理基础;塑造崇尚权利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运行之逻辑习惯。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公共关系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人员、律师、法学教师等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     

刑事证据伦理初论——以人道伦理观为视角

刑事证据与伦理具有密切的联系.对刑事证据法进行伦理研究,有利于确立正确的伦理观,指导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并规范取证、审查和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刑事证据法之人道伦理观,是指从人的本性出发,讲求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尊重人格尊严和人的道德情感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科学、合理和人性化的刑事证据法应体现对人性尊严、人伦亲情和人之常情的尊重和保障.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精神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孕育于深厚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习近平法治思想蕴涵着党的领导这一时代之魂,始终坚持以党法关系为法治中国的根本关切,科学揭示了法治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价值同源性和规范统一性;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时代主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心线索,在理论定位上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出了法治中国的时代之问,深刻地回答了法治的初心使命、治理模式与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凝聚着鲜明的时代价值,彰显了人民主体的权利精神、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社会公平的法理精神。     

法治原则述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要实行法治，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应是其基本原则。首先，法律至上是实行法治的决定性前提，要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党要守法，政府也要守法。其次，司法公正是法治的保障。它包括在制度上实现司法独立和在实践中杜绝司法腐败。最后，保障人权是法治价值取向的核心。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在国家权力和公民之间形成有机统一的“权力—权利”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