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宪政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以行政法为主线

当代中国宪政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依托行政法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我国二十多年来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发展进程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有限理性是宪政渐进的理论基础,稳定是宪政渐进的社会基础,转型中的经济是宪政渐进的经济基础,儒家传统文化是宪政渐进的文化基础。未来中国的宪政发展仍应遵循这样一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路径。     

政治儒学与民主

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尽管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徐复观所宣扬的以及1958年《宣言》所体现的政治儒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并回荡在我们心中。蒋庆和康晓光提出的将儒学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建议,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之道。     

关于民国初年宪政实践的若干思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建立之初,革命党人怀着将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美好理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宪政和法治的实践,对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截取了民国初年这一阶段国人的宪政实践,从民主、法治和人权几个角度来探讨了一些有关宪政的问题,并得出一些启示。     

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

从秦汉到清末的中国社会,是以先秦法家理论为基础的专制法治社会。经历近代社会大转型,民主法治是它的必然归宿。民主法治就是西方的Rule of Law。这是自清末法制改革起,改革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由于有宪法而无宪政、当权者为个人私利玩宪法宪政、法学界缺少法治理论的系统探索以及法律职业团体缺乏信仰、没有道德准则等,导致法治近代化的艰辛曲折。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民主法治毕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一定会实现,"不分政党、不分官民,一断于法",当作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前奏。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宪政民主政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对西方宪政民主的起源、生成与演变史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为探究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在从词源和辞义上辨析了西方文字中的"constitution"以及以及与之对应的中文"宪法"和"宪政"的基本含义之后,本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近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和演变史做了一些简略的历史考察,并在最后一部份对近现代欧洲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下的法律制度的生成原因做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     

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

学界将西方法律、法治和宪政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观点是大可质疑的,有必要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古希腊文明本身就罕有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素,其文明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甚至是与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根本对立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权力不受制约;古希腊有较为充分的民主,但缺乏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件;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其目是证明建立的这种法治文明是西方所独有的文明,还要证明这种文明不单当下是优越的,其过去的传统也是优越的,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性。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

西方的法治意识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中国的法治意识是在对西方法治的传入与"移植"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考察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法治是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理性选择,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与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的培育,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做深入的分析和法理思考,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浅析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虽然人们对于清末预备立宪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清末预备立宪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否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其历史价值应予肯定。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经验证明,市民社会的成熟壮大是宪政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市民社会作为宪政的根基,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培育了宪政文化,孕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     

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 ,但远未“达致”。而要实现“达致” ,关键在于大张旗鼓地倡导“宪政中国”主张 ,排除万难地建设一个“宪政中国”。而之所以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民主中国”、“法治中国” ,不仅是因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比其它用语更具优越性 ,而且还因为这是中国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方孝孺“民本法治”思想初探

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是黄宗羲等晚近思想家提出民主法治理念的基础,他结合儒家＂仁政＂理论,主张＂君职＂、＂立法利民＂,这在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当代民主法治建设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论清末“宪政”中议政机构的职能演变

“宪政”是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下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下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价值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环境下,西方宪政有深刻的内涵.它在形式上强调国家权力的划分,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要求政党多元化,使不同政党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以保证一个民主的环境；在实质和精神层面,它强调人权,尊重少数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西方宪政把如自由、平等、公正等法律价值作为核心.中国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也曾进行过“宪政”运动,包括清末“变法修律”,改革行政、司法机构、设立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议政机构等.本文试对清末“宪政”时期中不同阶段的民主议政机构只能的演变和发展做一梳理和分析,并找出这种演变的特点和演变背后的原因.     

从“民本主义”到“民权主义”——论孙中山法治思想的传统渊源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其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念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可以为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借鉴意义。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的金融解释

金融发展对一国的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有着深远的促进作用。金融格局与工商文明构建了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石,内生化了市场对法律制度、民主宪政制度供给的需求。欧洲式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建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有着与金融财富增长相匹配的金融民主模式,欧美国家的民主宪政得以确立。文章以金融秩序与工商文明的发展为主线,从金融视角,解读中国社会工商文明的系统累积与法律制度供给,金融工商文明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政府公权力与民间私权利的互动,对深刻理解与构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具有重要意义。     

从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要素。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概念,民权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及融合的结果。民权与人权在权利范围、价值取向、主体资格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的民权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和价值,但不可否认,民权保障并没有成为近现代宪政体制设计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实现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是当今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课题,其基本途径为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探析

我国的法治离不开宪政,而宪政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的司法化;反过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将会使我国社会更加趋于民主和法治。因为宪法的司法化是保证宪法之上的关键环节、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更是法治和宪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