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一族到国家公民——“白族模式”在中国民族建构中的意义

白族的历史与文化经历了乡土起源、地方传统形成与发展、国家公民身份建构三个阶段,白族也由地方一族发展成为国家公民,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接,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白族模式"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国家繁荣稳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历史逻辑。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彝族孤人支系族群认同与“僰人后裔”身份建构

20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后,分布在云南东南部的孤人被划入彝族。孤人集体记忆、语言、服饰有其文化独特性,在地方性的族群互动情境中建构孤人族群认同意识,并对彝族身份感到疑惑。民族识别后的50年,体现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使部分孤人已经接受彝族支系的身份认同。孤人在认同彝族与认同孤人之间表现出层次性和情境性。近年来,孤人被地方精英发明为"古代僰人后裔",孤人认同意识又得以强化。孤人的个案反映出国家族属认定、族群自我表述、社会变迁因素对族群认同建构的影响,可为今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支系族群与尚未识别族群提供参考。     

利益、权利与民族认同——对白族民族认同问题的民族学考察

在白族的民族认同中,滇西北的"勒墨"支系部分群众表现出"我非白族"的认同观,而大理的部分白族则表现出了"汉族祖源"的认同观.两地白族的认同观虽然有异,但主要都是为了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主流政治体制,或者是能够获得国家权利的关照,从而争取政治生存空间,或者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从民族认同的普遍意义来看,两地白族的认同前提、认同构建方式、场景性等是一致的.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数字化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

数字化生存时代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三种历史语境,即自我身份认同关系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评价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信息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对话交流的平台以及身份认同的机制。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体现出了在场与缺场、业缘与网缘、现实与虚拟"二元交融"的特征。     

反思工具论——以白族祖源议题为例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晚近诸多工具论观点的民族认同研究成果，关注人群民族认同的流动性及祖源等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不确定性。以白族为例，许多研究利用族谱文本，分析元明以来大理白族的南京祖源记载与变动，指出受中央王朝政权更迭的影响，当地普遍存在通过变更族谱更改祖源的现象。相对于此，从人类学取径出发可以发现，工具论者视祖源为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工具，容易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与推论上强调流动性，而忽视祖源是人类追溯自身存在的根基性认同，常为个人或群体所坚持。相对于历史文本分析而言，亲属称谓与亲属实践更具有稳定性，由人类学取径开展的相关研究，可以呈现不同的解释观点与事实。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族群关系敏感与族群政治盛行的马来西亚,华人一直是受到歧视和打压的对象。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影响马华族群关系发展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整合的关键因素。与马来西亚独立前华人的认同相对比,致使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发生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族群政治的曲折走向使华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出从冲突对抗到缓和调谐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温和的族群政治整合方式建构了华人多重认同之间的张力。     

泰国曼谷的客家神庙与客家族群认同探析

泰国客家总会下辖六座神庙,分别为汉王庙、三奶夫人庙、关帝庙、本头公庙、吕帝庙和南海观音庙。曼谷客家族群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均与这六座神庙有着深刻的关联。其精英群体通过神庙事务的作用与神庙产生互动关系,而普通大众则通过对神祗信仰的情感体验与神庙产生互惠关系。精英与神庙间的互动关系以书写文献的方式得到体现并形成集体记忆,大众与神庙间的互惠关系则以具体的行动实践表达族群认同。集体记忆与行动实践造成了族群认同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曼谷客家族群的认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精英为主体的,接近"工具论"的族群认同方式;一种是以大众为主体的,接近"根基论"的族群认同方式。前者通过神庙事务的具体事件,对族群认同施加影响;后者则通过既得的宗教情感,对族群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边缘范围产生影响。故此,一个族群认同的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很可能通过两个或多个认同方式及渠道,达成一个族群整体的认同。     

跨文化视域中的泰华族群认同度研究

在泰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泰华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嬗变和更替。他们在中华文化族群认同和泰国政治社会身份认同的钟摆间游走，于积极的自我调适中寻求寄望和归宿。在跨文化视域下，所在国的主导性文化与祖籍国的非主导性文化间早已摒弃博弈、争夺、胶着的竞争态势，狭隘单向的文化认同将得到扬弃。对于泰华族群身份认同度这一历史命题的探究，也应在跨文化语境中寻找相应的立足点和准确的角色定位，并从文化交融产生的双向、互补的基石中去理解、接纳，寻求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交流和共存，以期衍生出对国家、族群复杂架构下的崭新文化身份认同。     

民族性的表述:一个土家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

潭溪土家人藉由对文化习俗的传承、展演与采借彰显着族群身份,通过"民族文化"的创造强化了认同的根基,建构了族群的"姆庇之家"(the House of Muumbi);他们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现实情景选择了"土家族"的身份,又比照社会对于"少数民族"的期望和邻近苗族的形象塑造着自身的"土家族形象"。由之所映照出的族群性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客观文化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的调适,显示了族群内涵变动不居的特点,以及族群成员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能动适应性。     

公民身份在历史嬗变中的认同问题探究

本文通过对公民身份历史发展的梳理,进而对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共和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社群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认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议题,指认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对民族国家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身份理论视域下他者对“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后冷战时期西方定义中国身份的一个重要话语,以西方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西方学术界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维度建立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以简单而又有明确内涵的"西方中国模式"为中国定义身份。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及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认知图式和身份认同叙事。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我认同、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认同与分裂:自我身份的实践——解读《秀拉》

秀拉的成长史是一个不断与他人认同和分裂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母辈认同、女孩认同、自我认同和精神认同。她的身份呈现出与他人关联的相对性、不断认同、分裂的流动性和缺乏中心支点导致的易变性的特征。托妮·莫里森的黑人女性成长小说解构了西方经典文学中统一主体的神话,弥补了白人男性成长小说的不足。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追寻“我们”的根源》

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定价:69.00元本书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同时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研究主题。最后,再来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作者近些年对族群和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成果,帮我们梳理了在追寻"我们"的过程中,各     

现代消费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消费成为社会中占主导位置的力量,消费也成为人们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青少年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青少年期也是个体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少年在认识自我、展现自我的过程中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影响。更多的青少年通过消费彰显个性、品位,消费为青少年提供了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然而青少年在消费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加剧了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危机。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历程——以云南石林月湖村撒尼文化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受到现代化冲击最为迅猛的时期,民族村寨文化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复兴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是族群内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文化复兴,9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的则是“他者”介入后自上而下的引导性文化建构。从本质上看,这两次村寨文化复兴都是民族文化持有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族群身份、文化归属、自我认同等所进行的努力与追求。     

身份识别、家族记忆与族群历史:客家神榜的人类学阐释

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神榜,是客家日常生活中"祖先崇拜"的重要"物质表达"载体,运用"深描"方法仔细分析神榜中的显现体例、文字表述和固定字数,发现在这份"祖先崇拜"的情感中,还积淀着客家人的身份识别、家族记忆与族群历史,进而彰显着客家族群的自我追问:"我是谁"、"我来自于哪里"、"我怎么来",这种世代流传的追问也孕育了"在路上"的客家族群意象。     

族群艺术的身份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例

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被建构、表述,其背后是国家、文化精英、族群民众、西方等不同社会力量的权力实践的结果,隐喻着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作用下社会关系不断地刷新、书写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反思,有利于"还原"族群艺术被不同权力话语所遮蔽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深入理解、阐释族群艺术的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理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