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经济成效评析

土耳其“百年愿景”蕴含着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打造“新土耳其”的全面设想，其经济内涵尤为丰富和关键，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理念的历史延续，也是埃尔多安时代国家经济治理成就的象征，并影响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围绕“百年愿景”的经济规划，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调整措施，以投资与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在内外不利局面下努力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在建国百年到来之际，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出口额、通胀率和失业率等主要指标看，“百年愿景”所设定的多数宏观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土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国内政治纷争和国际环境冲击等内外不利因素，共同阻碍了“百年愿景”经济目标的实现。在2023年大选与建国百年背景下，土耳其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上升，经济困境的延宕制约了其内外转型进程，也势必影响土耳其的国家发展路径及其前景。     

东北亚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9·11”事件后 ,相关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安全等问题加快了相互关系调整的步伐 ,而美国的东亚政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及亚太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新时期 ,日本和朝鲜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动向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 ,中国应如何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 ,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保障。     

2000年大国关系的几个特点

2000年,大国关系看似波澜不惊,但在冰层下却隐含极为复杂的变数。各大国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及综合国力竞争白热化的现实,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投棋布子、抢占阵位,以适应大国关系的跨世纪调整,准备应对21世纪的挑战。大国外交的空前活跃,凸显世纪转换期独有的“综合症”,大国关系中一些反映基本趋势的内容、特征,尤其耐人寻味。一、各大国瞄准新世纪的战略色彩浓厚美国是大国体系中的“主导型”国家,其动向既是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和调整的晴雨表,又对其他大国的战略调整具有拉动和“示范”效应。美国各“智库”、决策机关和要…     

法国的欧洲战略陷入困境

一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法国巧妙地利用美苏争霸的矛盾,大力推行坚持独立自主、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力争达到两个目标:(1)使法国在欧共体乃至整个西欧确立政治上的主导地位;(2)使法国以中等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法国的这一“大国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两极体系瓦解后,法国的国际环境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使它不得不在新的形势下制订新的政治战略。密特朗总统提出的“小联邦”、“大邦联”的设想,既是他为冷战后欧洲新秩序设计的一个大框架,也是法国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保持大国地位尤其是在欧洲联合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抉择。密特朗的战略构想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所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关于中国21世纪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

国家对外战略是一个大课题。中国21世纪初的对外战略目标可界定为三项:一是发展目标,二是安全目标,三是国际“责任”目标。21世纪初的中国对外战略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保证这三大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在确定中国的对外战略时,必须就经济发展、国际参与、政治稳定、大国关系、军事安全、周边外交以及国家统一等重大战略问题作出选择,并弄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一、咬住“发展”不放松在21世纪初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战略手段,二者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21世纪的国…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只有融合、亲密的一面，还有不断产生矛盾、出现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另一面。新世纪土耳其调整外交战略“向东看”，但依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之一，并能“东西逢源”，无疑将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有效性与限度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 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 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因而有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 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 , 从而 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10月分别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构建更加开放、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愿景。本文认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迫切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尽快形成共同发展理念,增进政治互信,构建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制定发展议程,实施联合行动方案,促进互联互通。     

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在1971年建立外交关系,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战的背景下,中土关系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2010年10月,中国和土耳其宣布正式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并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地区大国,中国和土耳其双方均着眼于未来,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各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相称的作用。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凸显。随着中东和中亚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上升,土耳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     

国际政治的“二元裂变”与大国关系——以中美日关系为例

国家主义的现实合理性与全球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间的反复较量,推动着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也使国际政治在国际体系层面、区域层面、大国政治性格层面以及大国关系层面发生着深刻的“二元裂变”.尤其是大国政治性格的裂变导致了中美、美日及中美日关系具有两面性.中美关系具有全球层面的性质,而中日与美日关系则是区域层面的.没有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准确定位和健康稳定的战略默契关系的构建,就没有真正的中日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新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互信的生成与维护——基于中俄关系的研究

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对于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和推进国际体系转型,均至关重要。新全球化已对大国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大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生成与维护需要形成新思路,采取新方法。通过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系统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新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互信的生成,需要相关国家在核心利益上存在较大交集并达成明确共识,需要政治领袖的强有力推动,需要相关国家采取明确、可感知和被认可的友好行为;而大国战略互信的维护,则需要有政治领袖共同、持续的努力,建立战略合作机制并不断丰富其形式和内容,不断拓展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战略互信的社会基础。     

美国北极战略演进研究

二战结束后,美国北极战略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雏形阶段,到后冷战时期前20年的成型阶段,以及奥巴马时期的确立,并伴之特朗普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变化。本文认为二战后美国北极战略的三阶段变化,不仅源于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和政治安全环境的变化,更源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则基于国际政治变化导致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认知和判断的变化。通过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北极战略,本文认为不同阶段的美国北极战略具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包括第一阶段因美苏争霸需要而呈现军事化的特点、第二阶段因冷战结束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呈现出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特点、第三阶段因强调地缘政治博弈甚或大国竞争而呈现“回归”传统安全乃至军事化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兼具“回归”国际合作和“延续”大国竞争的双重特点,美国北极战略因而呈现出既寻求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又继续军事化乃至“高边疆化”的双重特点。     

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化战略

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该国采取的外交政策。对于一个向霸权迈进的国家来说，实行边缘化的外交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处理好国际关系会给本国崛起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否则，国家就有可能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韬光养晦”仍将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流。     

印度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换析论

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政治大国,是印度自独立起就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为实现该战略目标,不同的时代,印度采用不同的外交政策,也取得了不同的政治实效。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是借助独立于美苏阵营的不结盟外交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但自身国力的贫弱为印度的大国目标蒙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后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抛弃了不切实际的不结盟外交,转而依靠军事实力以谋取地区强国地位。然而,这一战略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制约了印度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2l世纪以来,印度实现了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转换,即从重视硬实力的传统外交政策转向软实力外交。印度从不结盟到软实力外交的历史转换,凸显出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中心、以国际环境变换为外在变量、以中国为参照和竞争对象、注重发挥“软硬”合力的特征。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

“政治大国”战略是８０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所确立、推行的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战略目标主要有三,提出了形成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以重点推行“大国外交”和欧亚大陆外交。推行政治改革、向军事大国迈进、巩固经济大国地位、向世界推行“文化输出”战略等为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手段。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并非易事,受许多因素的制约。     

中国视角中的印度与东盟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印度重新意识到东盟对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重要性,及时提出“东向政策”。印度调整东盟政策,提升与东南亚的战略关系,是印度实施全方位外交、推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将给东亚区域合作及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应适时调整与东盟、印度的关系,增强中印两国在东南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愿景,推动中、印、东盟三边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