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北非中东动荡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10 年12 月突尼斯政局动荡开始、迅速波及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动乱,深刻影响着 当前的国际关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此次北非中东动乱背后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经 济背景,它是美欧地缘战略诉求矛盾、争夺北非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体现,是大国“货币权力”在世界 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地缘冲突表现,是美国努力维护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体现。此次北非中东动 荡,一是使中小国家可能对美欧采取制衡战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可能恶化;二是导致产生了 “卡扎菲悖论”,破坏国际核安全态势;三是冲击国家主权理论,消极影响未来的国际关系准则。     

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

经过60余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现象。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对现存国际秩序持基本满意的态度,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未必引起冲突与战争,权力能否和平转移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崛美落,而是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一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演变.全球化进程有所退潮、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加速、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各国公共管理遭遇难题、不同社会思潮相互角力.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中,人类再一次面临重大的权衡与选择.中国努力“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引领开放变革潮流”,在世界乱局中维护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体系变局中提升地位影响和制度性权利.中国30年来的发展成就是在融入既有国际体系过程中取得的,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和颠覆者.今后,中国将以更具建设性的姿态,与国际伙伴一道共同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     

国际海运减排博弈及中国面临的“碳陷阱”

国际海运减排是环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梳理国际海运减排规制构建进程、分析国际海运减排博弈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海运减排履约陷阱”、“既有大国的低碳制度陷阱”与“追随战略的碳交易陷阱”等共同组成的复合式海运减排“碳陷阱”.国际海运气候博弈将持续展开,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之间保持平衡.     

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俄格冲突、北京奥运、美国金融海啸、国际恐怖主义再度升级、H1N1全球性蔓延、气候变化与新能源合作成为热点,近年来如此多的重大国际性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大体告一段落、新兴大国崛起时代已然到来、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全面开启,国际体系变迁正在由量变发生质变.美欧日俄印澳等大国均加紧因应,谋求以战略之变应对体系之变.中国作为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在体系变迁中既要"自转"也要"公转",比别国更多一份应对体系变迁的压力.如何把握新时期的角色转换,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的潜在冲突与解决

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着特殊意义。目前，东北亚的稳定是以美日主导的权力结构为基础，对东北亚来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均势或霸权下的稳定预置了中国的“崛起困境”及潜在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促进深度的国际合作、培育高度的政治信任和构建有效的国际机制，是东北亚各国跨越现实主义思维，理性面对中国崛起，消弥潜在冲突的最佳选择。     

中国国际角色分析

角色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属于战略哲学范畴。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在国际体系中,中国应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     

巴西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战略选择

国际战略选择在巴西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巴西各届政府根据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战略需求、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等因素,实施了四种战略:半自主战略、依附战略、自主战略、相对自主战略。每种战略都是基于巴西的国家利益,但却受制于多种因素。巴西国际战略选择的经验和教训是,像巴西这样的大国,虽然实施自主战略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以及中期,应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不要过早地追求权力及国际地位,而应尽可能地与中心霸权国保持合作或者说非对抗性关系,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多边机制应成为其提升国际地位、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外交舞台,推动地区一体化应成为其维持自主战略、谋求独立战略空间的必要条件。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发展中大国国际战略初探:巴西个案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独立、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为民族求生存谋发展,国际战略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战略和战略研究中一笔宝贵但研究尚不充分的财富。作为发展中大国,巴西的国际战略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巴西精英阶层孜孜以求的大国梦想、灵活而现实的外交技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战略视野以及与大国和地区对手或伙伴间交往的经验教训,在发展中国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其过程可以通过权力关系、国内政治和精英观念得到解释。同时,国际战略的内容及其演变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要求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巴西国际战略的含义、发展演变、制定和实施的背景因素以及这一战略的性质和特征,可以为发展中大国的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一种认识视角。     

嵌入式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及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体系不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考察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模式选择、古代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以及新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引入嵌入式发展概念,认为中国一直并将继续以嵌入式发展的方式参与国际体系。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北大核心

中共十九大以来,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出现了新特征,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更加迫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成就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界相应研究和媒体对外传播工作的新进步也支持了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但应清醒认识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发展上尚有一系列战略谋划、学术研究与对外传播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对此,在主要思路上,应强化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战略地位,优化战略设计;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力度,重点搞好一批与国际话语权建设直接相关问题的研究;统筹好国内外两个大局,推动中国国际话语传播能力建设等。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

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导致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在国际体系“中产阶级化”情况下，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并未丧失主导世界的能力，中间力量崛起但更多地配合而非制衡霸权国，二者构成了同时掌握力量优势和道义强势的集团霸权主义。国际弱势群体处于利益净损失和呼声被压制状态，只能诉诸非对称冲突进行强制性的利益表达。中国欲化解身处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处境，需要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过程中进行外交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