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证明中的适用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焦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应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说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的供述要求补强的补强证据规则。在贿赂案件的证明中，有两个涉及该规则适用的问题有待于明确。     

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告人口供的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难以保障口供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有关证据能力方面的任意性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有关证明力方面的补强规则,完善我国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     

证明中的适用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伪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用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     

规范语境下口供补强规则的解释图景

补强规则中的口供是指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被告人供述,补强证据是口供外的其他法定证据,与口供没有同源性。借鉴域外的“罪体标准”和“可信性标准”,根据补强对象的不同可将口供补强模式划分为罪体印证补强模式、隐蔽性证据(细节)补强模式和口供事实补强模式。我国不宜采口供事实补强模式,但可结合罪体印证补强模式与隐蔽性证据补强模式,将补强对象范围限定在“结果、犯罪行为和主体同一”三个客观面。三个客观面的补强意味着案件事实认定上的两大效果:一是可判断“犯罪已发生,该人有参与”,以降低假案冤案出现的风险;二是口供的可信性得到补强,所涵盖的主要犯罪事实可推断为真。然而“部分为真则全部为真”的推断逻辑仍不免产生质疑,但口供补强规则是定罪规则,并不排斥仅有口供仍可认定案件的部分事实或情节。当然,为确保口供补强规则适用的可靠性,可从口供合法性以及供述动机等外部保障机制再行审查。     

论被告人口供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和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继颁行,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运用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证据规则。概括起来,这些规则大体包括口供自愿规则、口供排除规则、口供印证规则和口供补强规则,前两项规则都是与口供的证据能力密切相关的规则,而后两项规则则涉及法律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准确地理解这些口供规则的含义以及立法背景,对于从理论上把握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发展脉络将是十分有益的。     

口供消极补强规则的实质化

真实口供证明力强大,虚假口供破坏力强大。防止法院采纳虚假口供是降低错案风险的核心环节之一。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防范虚假口供的证据规则,即刑诉法和司法解释中确立的各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和口供补强规则。前者范围有限,且在防止虚假供述方面存在内在困境。后者以证明力为中心的规制方法值得肯定,但其中的消极补强规则在实践中可能变为任意补强,积极补强规则可能会使法官采信虚假口供"合法化"。为使补强规则发挥功效,需要把积极补强规则的精神—补强程度—吸收到消极补强规则的规制方式—否定方式—之中,并结合真假供述的判断原理,使消极补强规则实质化:即任何口供,只有其中包含的"隐蔽性情节",在基本排除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情形下获得,且与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实现消极补强规则的规制目标,刑诉法所确立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应当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几个问题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口供补强规则存在的立法缺陷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对口供补强规则的一些认识，通过对口供补强规则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如需要补强的口供的范围、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口供补强的程度、共犯之间的口供能否相互补强等进行探讨，提出我国应当兼采实质说与形式说，合理设定补强范围和补强标准，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应当是主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同案犯的口供不能通过一致性获得补强。进而对我国完善口供补强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试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之完善

在历史上口供一直被称为证据之王，许多案件只有具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才能结案定罪，致使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有违司法公正的行为屡禁不止。对于这一状况的改善，必须着眼于增强口供的可信性及证明力，通过口供补强规则的确立，使口供的积极作用得到正确发挥。     

口供补强法则的基础与构成

口供补强法则是刑事诉讼中关于口供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 ,其设立具有哲学上和诉讼上的双重基础。口供补强规则应当包含被补强的口供范围、补强证据范围以及补强程度三项构成要件。从比较的角度 ,文章继而对这三项构成要件在我国的具体运用作了探讨     

挑战与回应:口供制度的重生——兼论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口供在证据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人员应该认真对待口供。从实证的角度,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有利于建立口供的激励制度。口供制度的重要基石分别是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应该建立告知制度和口供补强标准。对待口供,既要反对口供无用论的"口供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口供无法获得的"口供无奈主义"。合理的口供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口供举证责任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成为量刑的评价因素。     

挑战与回应:口供制度的重生——兼论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口供在证据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人员应该认真对待口供。从实证的角度，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有利于建立口供的激励制度。口供制度的重要基石分别是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应该建立告知制度和口供补强标准。对待口供，既要反对口供无用论的“口供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口供无法获得的“口供无奈主义”。合理的口供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口供举证责任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成为量刑的评价因素。     

只凭共同被告人的一致口供不能定案

<正> 共同犯罪案件中,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只凭几个被告人一致的口供能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呢?这个问题在法学界是有争论的,司法实践中的作法也不统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共同被告人一致的口供可以定案,因为被告人口供是法定的重要证据,共同被告人可以互为证人,他们一致的口供可以互相证明其真实性,根据几个被告人一致的口供定案就是根据证据定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被告人一致的口供可以定案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在共同被告人之间没有串供,而司法人员又没有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口供的条件下才能定案。第三种意见认为,单凭共同被告人一致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案。我不同意前两种意见,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是: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我国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探析

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证明力规则,主要目的在于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证明力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提出了补强要求。应以实体法为依据,从证据法的角度对该补强规则的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和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能力、共犯有罪供述方面进行明确,以求补强规则能在刑事司法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论口供

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中使用最普遍、最多的一种证据。对于口供这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在判断使用中掌握什么原则?如何正确对待?不论在实践中或是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发生的某些错案，往往同不能正确对待口供有密切关系；而理论上缺乏指导，又是不能正确对待口供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口供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对“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的再认识

<正> (一) 正确理解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涵义,是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所以首先应当阐明它的确切涵义。我个人理解,所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说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认定案情或判处案件,都必须重视和依靠证据,事实,以此来作为认定案情和判决案件的根据。为此,就必须重视和依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轻易相信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供述和辩解),以口供作为认定案情和判决案件的根据。换句话说,就是在认定案情和判处案件时,要特别注重事实,注重反映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材料,而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告人的口供上。为此,就要着重于对其他证据材料的收集,而不是着重于获取被告人的口供。那么,口供算不算证据?有的同志提出,既然提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似乎口供就不在证据之列。有的同志甚至明确提出,被告人的口供没有证据意义。应该说,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从形式看问题,把口供和证据对立起来。被告人的口供,当然算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1条明确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证据种类之一。被告人的口供经过查证属实,也同样可以作为司法人员认定案情、判决案件的一种根据。法律上把口供从证据中单独提出来,与之相提并论,并不是把口供排斥在证据之外,而     

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以欧洲人权法院Gfgen v.Germany案判决为例

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应当排除被告人于审前程序作出的所有认罪口供。在被告人于庭审时重新作出认罪口供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以不人道待遇获取的认罪口供洐生的实物证据可以不排除。内国法院使用这样的实物证据用于检验该认罪口供的真实性并未侵犯被告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论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类别及其证明力

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类别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为六种,共同被告人供述究竟是属于被告人供述,还是属于证人证言?还是兼有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双重性格?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     

台湾地区共犯口供的证据规则及其启示

广义上的共犯口供问题包括未共同审理的共犯的口供问题,以及在同一程序中审理的共犯或其它牵连案件被告人等共同被告的口供问题。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问题在台湾地区的证据法上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发展时期。在台湾地区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共犯口供在其他被告的案件中作为证人证言,并要求补强证据;对于共同被告则可经程序分离而进行证人的证据调查程序,并且其口供同样也需要补强证据。对于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台湾地区对严格证明法则的重视,对被告人程序权利保障的加强,也反映出口供在证据体系中地位的降低,但依然存在一些难题未能解决。台湾地区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证据规则能给大陆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