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向避责”现象的表现与行为逻辑

进入新时代,需要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积极干事创业。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社会的到来,部分干部甚至出现"为官不为"和"避责行为"等现象。其中,"反向避责"作为下级向上级发起的避责行为,值得关注。"反向避责"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其行为逻辑也存在"甩锅"和"精进"两个面向。对"反向避责"现象,需要辩证地看待,充分激发其优势,主动规避其劣势,以实现对"反向避责"的有效治理。     

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生成机制及治理策略研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针对我国基层官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基层官员避责行为仍屡见不鲜,为我国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借助压力模型可以发现,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生成原因包括个人政治晋升形成内部压力,以及组织内部的权责失衡、府际避责催生责任压力、“乌卡时代”的风险加码和公众舆论的收紧触发外部压力,通过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价值选择最终引发避责行为。为了防止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需要优化组织权责结构、完善内部评价体系、建立基层官员的压力疏导与缓解机制,以减少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发生。     

“属地管理”权责失衡的根源与破解之道

"属地管理"现实中的"异化"趋势需引起警惕,因其正演变为上级单位甩锅避责的工具,加剧基层政府陷入"责大、权小"的失衡困局。究其根源,一方面与权责体系不完善、监管缺位、管理方式与手段落后有关,更与部分干部缺乏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的热情有关,而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加剧了这种趋势。破解"属地管理"的权责失衡困局,需要兼顾"减负"与"赋权",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提升治理能力与效能。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二传手干部”的缘起及治理

"二传手干部"有四种表现形式,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布置一下""传达一下""上传一下""推脱一下"。造成"二传手干部"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纵向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责不清、偷懒避责的"经济人"行为模式、形式主义的考核机制和干部的专业化能力不足等。治理"二传手干部"应多管齐下,实现体系化、制度化的管理,才能实现领导干部队伍的健康稳定。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构建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要"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构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当前我国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弊端,有必要全面构建权责一致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需做好统一会计制度、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机制、加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应用和加快推进政府财务公开等工作。     

“局部空转”现象：动机、行为及扩散——一场“理性经济人”参加的“避责生存赛”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突破政府系统内部阻力,重塑单一制国家权威。然而,以常态化、制度化巡视为主要手段的负向激励,刺激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的避责动机,促使其采取以"空转"为策略的避责行为。同时,基于多项条件和机制形成的"避责生存赛"进一步导致个体避责行为扩散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空转"现象。要解决该问题,可以从调整激励方向、完善问责制度、培育社会力量三方面着手。     

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与行为逻辑——以S市Y事件为例

邻避问题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在各地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邻避事件中社区方、项目承建方等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对邻避问题治理的影响。作为居民邻避诉求的一线处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社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准行政组织"的双重角色属性要求其在邻避问题治理中,要同时应对社区居民的邻避诉求和上级政府的维稳压力,这制约着社区居委会参与邻避问题治理的效力。研究以S市地铁修建引发的Y事件为实证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对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进行解释,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影响着居委会在邻避事件不同阶段的角色选择和参与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将社会网络嵌入保持在适当强度,推动社会网络嵌入由"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构建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机制中的"协作"关系,促进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发展。     

警惕基层陷入“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怪圈

近年来,基层减负工作中出现了"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新变种,以"数字挂帅""数字变通""数字工程"为突出表现。其炮制减负工作假象、增添减负工作负担、干扰减负工作开展,导致公共权力错位、基层治理缺位、政策落实空位。"数字减负"形式主义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数字减负"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从权责相当、职责清晰、究责完备、督责有力四个方面为政绩观复位、为责任心补钙。     

基层干部“忙闲不均”:生成逻辑及破解之道——基于中部省份L镇的调查

调查发现当前部分乡镇既存在缺编要编现象、一些工作人员满负荷运转,又有些工作人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忙闲不均"问题较为严重。该问题给乡村治理和乡镇治理带来了消极后果,造成不公平的职业生态和负面的示范效应,浪费乡镇人力资源,也使基层群众工作做不细、基层治理脱离群众。"忙闲不均"问题与干部身份差异、职业倦怠、避责卸责等有关,但内源于当前部分乡镇治理的机制不匹配乡镇一线工作的特性,包括多常规工作特性、落实工作特性和群众工作特性。要改变乡镇"忙闲不均"的状况,就需要构建与多常规工作相匹配的常规工作体系,创新与落实工作特性、群众工作特性相契合的一线治理机制。     

基层治理要力戒“差不多”思维

基层治理要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就要力戒"差不多"的思维模式,把为民导向贯穿始终。"差不多"表面看是为官不作为、为官假作为、为官乱作为,实则是权责不明、激励不足、形式主义、作风不正。为此,治理基层"差不多"现象需精确权责范畴、培养治理人才、精进治理技术、净化基层作风、细化治理流程、精准化治理结果,扎扎实实为民谋利、勤勤恳恳为民解难,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目标。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适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驻村"第一书记"治理困境和效能提升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置身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作为外来力量的驻村"第一书记",可能产生权责不匹配、重形式轻内容、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治理困境。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合理配置权责体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县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功能廓析与路径创新——一种基于IAD的分析框架

县乡领导干部频现的避责行为,反映了我国公共行政系统调适滞后,掣肘着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乡领导干部容错机制主要承担从避责到担责的“激励”功能,纠错机制主要承担从担责到创新的“学习转化”功能,二者互嵌一体。为进一步完善县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正向功能,操作层次规则需要做好边界、选择、信息、报酬、聚合、范围6个方面的制度供给;具体运作机制需要借力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并采取渐进调适的方式以实现有效嵌入。容错纠错机制的功能廓析与路径创新,有助于澄清学界的模糊认识,推动容错纠错机制落地增效,进一步调动县乡领导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眼光向下”与转型期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基于“生存性智慧”的视角

从"生存性智慧"的视角审视转型期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可以发现,在习惯性的"建构理性"主导下的建设路径之外,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演进理性"所生发出的"实践智慧"恰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源泉所在。这就要求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参与者能够本着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眼光向下延伸、走进田野,深入调查;重视"能人现象";关注百姓的"做世界"实践。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从而找到达致"善治"目标的最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中机械式“按规定办”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一些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着某种机械式“按规定办”的现象，“不会办”“不敢办”“不愿办”和“不担当不作为”是其表现形式，它的出现既受到决策主体的能力素质、思想作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更与基层治理政策供给、政府间事权划分等密切相关。机械式“按规定办”与当前崇尚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背道而驰，会影响干部队伍作风，降低基层治理效能。为此，要全方位聚焦“人”“责”“制”，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针对性系统施治，推动精准预防和纠治。     

综合执法下沉基层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整合基层公共行政功能,完善合作与协调的执法体系是提高基层行政执法效能、克服行政惰性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还存有横向与纵向维度上执法权限配置不合理致使权责不一,部门利益化风险生成分割治理,城乡基层行政执法力量分散,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功能的发挥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桎梏着基层综合执法的效度。针对行政层级上资源及人力的现实困境,应通过厘清权责清单、整合执法资源、加强执法监督、突破"信息孤岛"等"行政执法适应治理"方式,提升我国综合执法下沉到基层的有效性。     

警惕基层治理“节点”上的权责失衡——关于上级“甩锅”现象的思考

上级"甩锅"基层现象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中"上下"级风险规避博弈下的权责失衡。治理"甩锅"现象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做好"甩锅"现象的专项治理;二是加强资源向下配置、完善考核指标、利用信息化平台;三是综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有助于加快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技术对于拓展基层政府的治理视角、促进基层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完善治理工作流程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基层政府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不断提高公共决策、政策执行、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使基层治理工作更加高效化、精准化。     

完善权力配置破解"一把手依赖症"

基层"一把手依赖症"要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补短板的高度加以重视。从治理体系的权力运行视角看,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配置不科学是造成"一把手依赖症"的主要原因。为此,要始终坚持科学合理的授权机制,始终坚持权责透明、权责统一,并构建对公职人员全覆盖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