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冲突后重建行动与中国角色

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后,冲突发生国的重建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积极参与冲突后重建符合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中国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了大量冲突后阶段的安全重建、政治重建、法治重建、经济重建和社会重建活动,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期,认清冲突后联合国框架下重建活动的情势变化,积极参与其制度构建和规则制定,确立灵活、全面的冲突后重建参与方针,对中国获得冲突后重建的话语权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叙利亚冲突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劫难”

国际人道主义法致力于规制武装冲突,以实现"军事需要"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叙利亚冲突导致了震撼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导致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巨大灾难。叙利亚冲突本身的特征、一些国家暴虐"反恐"的泛滥,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缺陷,都影响了叙利亚冲突各方关于如何实现"军事需要"的考量,导致各方几乎都忽视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以参与方的不平等和非对称为核心特征的叙利亚冲突,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新常态"。以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为条件的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已经难以满足此种"新常态"。在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设过程中,国际社会须将当代武装冲突的非对称性考虑在内,推动某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义务。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确定"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免"恐怖主义"标签被进一步泛化和滥用。国际社会还需检视和减少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内外其他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弥合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裂痕。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种族认同,还是资源争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根源探析

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并非始自2003年初,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就出现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由“萨赫勒”干旱引起的苏丹北部阿拉伯游牧民南下抢夺中部富尔人等非阿拉伯定居农民的土地是导致冲突的根源,而种族因素则既是前期冲突的结果,又是近期冲突的原因。靠武力并不能解决这场危机,结束冲突的正确途径应是承认冲突的环境和生态根源,合理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恢复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新开始冲突双方的传统合作,并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前景。     

后苏联空间武装冲突浅析

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顿巴斯爆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冲突深刻揭示了历史上俄国的民族矛盾和边界划分给独立后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带来的巨大安全隐患.俄罗斯、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及周边国家纷纷卷入冲突,对地区局势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纳...     

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

破碎地带仍然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造成"冲突-破碎化"的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的深层矛盾则成为冷战后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并使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充分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而破碎地带安全局势的演变,反过来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历史背景、发展和展望

持续50多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给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了国内社会的分裂和脆弱。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争,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包括多个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延宕日久。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都未能真正解决武装冲突,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平民。直到2016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综合农业发展政策、游击队解除武装后的政治参与权利、游击队成员融入平民生活、贩毒问题的解决以及受害者赔偿五大方面。然而,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并将影响2018年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展望未来,哥伦比亚和平建设道路漫长而艰辛。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初步分析

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局势失控、社会动荡以及民众和某些社会阶层对国家体制有组织的反抗。有许多因素可以引起社会冲突,但最根本的社会冲突是由社会不平等、由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传统财产占有制度孕育了拉美国家早期的社会冲突,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政策的体制设计缺陷削弱了其缓和社会矛盾的能力。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有潜在的和间接的,也有公开和直接的。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出现过4次高潮。社会冲突损害了拉美国家的总体形象和投资环境,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动摇了民众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损害了国家的竞争力基础。     

“新冷战”问题探析

近来“新冷战”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新冷战是一种围绕利益、势力和权力的国际性遏制、对峙和对抗。尽管俄美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目前的冲突具有某些冷战的特征，但新冷战并没有发生，也并不表示世界已经进入新冷战时代，或新冷战必然发生。同时，新冷战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从总体上看，近期内中美俄关系发生剧变或陷入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