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警务反恐战略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与地缘政治原因,以色列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色列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警察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在承担反恐任务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警务反恐实践,即以情报主导、攻防结合和危机管理为三大核心的警务反恐战略体系。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富有反恐经验的国家之一,对我国公安机关提升反恐应对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以色列反恐战略及对中国新疆反恐启示——以“国安委”决策机制为视角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长期的反恐斗争中逐渐探索了一整套符合以色列国情,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的反恐战略。从战略决策、情报信息、反恐执行力、舆论宣传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探索以色列反恐战略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借鉴,对比分析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中国新疆反恐的未来前景和努力方向。     

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与国家安全战略

“生存至上”的原则是以色列独立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架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同中东国际政治斗争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和冷战对峙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得以实施、检验、修正、完善的历史实践舞台,赋予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强烈的军事冲突特点和冷战斗争色彩。其中的均势外交和武力威慑两大战略构成了冷战时代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根支柱,对于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历来被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倚重。     

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解读

以色列国家安全在国际、地区以及国家单元三个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色列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着矛盾,并往往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诉求相互冲突。以色列希望通过维持均势、建立战略优势、改善安全环境的现实主义安全政策,并未促使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对两种博弈模式的分析说明,只有在安全互信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安全机制,才是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四)——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策略

恐怖主义活动称得上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综观以色列的历史,它自称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大国.但与其他的恐怖主义不同,它更多的是国家军事战略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以色列边防卫队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方针下执行边境防暴平乱任务的,其危险性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探析

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历经67年世势风云的洗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为美国处理所有国际事务的中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咨询与协调机构,它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乃至世界外交局势的演变中都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历经各任领导者对其地位与角色的不同定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制度、运行及决策程序在不断修改与调整中走向稳定与成熟。其机构和人员的设置既审时度势、灵活多样、顺应时代变化,又逐渐探索确立了富有特色的部际协调机制,将各法定成员、法定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非法定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形式各异的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以及秘密程序的分析、评估与协调会议,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与改革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法律及行政法令的颁行与修订,授权与监督,体现了法制先行的特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戏剧性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建立不久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借鉴。     

论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

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国内与国际安全的威胁很多,但当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是国家传统安全领域的延续。我们要努力完善新型的综合国家安全观,当前工作重点是传统国家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政治安全问题。     

新时代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形势，对国家安全法治的需求也在增加。公安院校应当切实担负起强化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责任。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存在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性、缺乏协同育人的机制、课程设计与教材薄弱、缺乏评价机制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协同育人意识、加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完善评价机制。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美国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及其启示

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管理手段,也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作为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政府采购可以发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透明化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涉及有效保护政府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政府采购必须考虑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安全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对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美国政府采购拥有完善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其经验对我国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以色列反恐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以色列在长期的反恐斗争过程中,不仅研发了预防和发现恐怖主义活动的先进反恐技术,还形成了威胁和报复兼顾的反恐机制,具有反恐体系的协同性、及时性、开放性等特点。我国也是恐怖犯罪的受害国,在预防和打击"东突"等恐怖势力的过程中,可以在借鉴以色列反恐经验的同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恐机制,防止"东突"等恐怖势力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破坏。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历史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难解难分,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俄罗斯的安全会议诞生于苏联解体前夕,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接掌安全会议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完善该机构的工作和决策机制。俄罗斯总统作为安全会议主席领导安全会议机构,协同国家各个关键参与部门,在事涉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方面,尤其在打击车臣恐怖势力方面,做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保证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安全会议还就经济、军事、人口、能源、生态、信息、科技等许多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安全会议除出台对外政策构想、对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的方针政策外,还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关键时刻,及时做出重要决策,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的利益与国家安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内外安全问题,其设立安全会议的经验及具体运行机制等均对中国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     

中国外交的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切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努力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稳定;妥善处理敏感涉外事件,避免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论网络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及其对策

恐怖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形式 ,网络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活动充分利用网络作为工具和武器 ,具有高智能化和不可控制的特点。网络恐怖主义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构成新的威胁。要预防和制止网络恐怖主义 ,就要认识和重视网络恐怖主义 ;完善立法和责任落实 ;加强国际合作 ;拥有先进独特的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 ;建立监测系统和快速反应队伍 ;培养大量的优秀后备人才。防范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国家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探讨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处理的是国务而非党务,因此不仅应是党内机构,还应是国家主席领导下的国家机构.党的领导应通过国家机关来实现,否则有以党代政之嫌,且难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也不利于国家安全事务的对外交往.国家安全委员会统揽全局、全面负责内政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变动应启动修宪机制,宪法解释难以应对,可在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职权的条文之后增加一条修正案.修宪之后还应制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具体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职权、组成等内容.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阿以伊三角关系评析

以色列和阿塞拜疆的关系虽不事张扬但内涵丰富,属战略盟友关系。伊朗与阿塞拜疆这两个毗邻的国家,虽然具有共同的历史、相同的宗教、相似的种族,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两国间的信任,两国在政治制度、里海划界、对外关系等方面均有显著的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与以色列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直接竞争对手,加之两国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以色列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伊朗核活动的持续,两国关系的敌对性愈益强烈。因此,近年来伊朗与阿塞拜疆之间进行的与以色列相关的一系列相互指责显然是事出有因的。在以色列对抗伊朗的过程中,阿塞拜疆一直并将继续扮演特殊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