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倬与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但这个高潮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高其倬东山复出,再任云贵总督,在残破的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屯垦,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昭通屯垦入手,初步对滇东北改土归流成果的巩固问题进行探讨。     

官政与民规：清代道光时期的苗疆土地政策

清代改土归流后，大批内地汉民迁入苗疆，导致了苗疆严重的土地问题，这一问题至道光年间最为严重。道光帝在行政、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土地权益。缓和了当时的民族危机，维护了当时的苗疆稳定。然而，这一政策忽视了苗疆与内地在文化与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苗疆土地问题，之后的苗疆土地状况更从事实上说明了道光时期苗疆的土地政策的无效性。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鄂尔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

鄂尔泰一生建树颇多，政绩斐然，但以其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期间（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六日（１７２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至九年七月初六（１７３１年８月８日）的政绩最为突出。他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既扩大了清王朝...     

略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变迁

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今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土家族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对于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文化状况的考察,探讨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希骥引起学术界同仁对这一薄弱环节的重视。     

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

明代,朝廷针对云南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在云南有目的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对于不服从朝廷进行反叛的土司坚决进行改土归流,这是一种制度变革;在已经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仍然保留部分级别较低的土官土目,这是不完全的改土归流,也属于制度变革;对于那些还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土司和不具备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不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就不勉强推行改土归流;对于那些服从朝廷的调遣,并且与朝廷紧密合作的土司,朝廷则给予保留,暂时不进行改土归流。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其中尤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涉及范围最广,特点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即已见诸史籍,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和弘治六年(1493年)先后将广西府及其下辖维摩州的土司废除,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改阿迷土州设置流官。但是,因改土归流条件尚不成熟,阿迷州于天启四年(1624年)复置土     

清代落籍滇东北地区的汉族士兵

文章针对滇东北(今云南昭通、曲靖地区及昆明东川区、寻甸县)不同地区的特点,分析了已有大量汉族定居的曲靖府和刚刚改土归流、所属人民皆为少数民族的昭通、东川府的绿营驻防以及外籍汉族士兵定居的情况。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

清代前期为建立和巩固封建中央王朝的集权统治，在处理贵州民族问题时，沿袭继承并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了土司制度；旨在限制、iT击和瓦解土司努力，并为雍正时期强化中央集权，实行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从明清时期土官与流官的权力变替过程看蒙化地区的改土归流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是明清时期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历经明清两朝长达五百余年。由于蒙化地区一直实施"土流合治"模式,即兼有流官和土官的模式,蒙化的改土归流问题目前并未定论。本文以土官与流官在治理蒙化过程中的权力更替为线索,将改土归流置于土官与流官的治理权力转换这一情景下去分析。在左氏土官权力转移向流官的过程中,从左氏土官行为和朝廷举措两方面入手,厘清蒙化地区改土归流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这个过程中左氏土官的角色变换,明确蒙化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事实。     

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与云南地区改土归流

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为今日中国疆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地区围绕疆土认同而展开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代王朝国家观念发挥出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权威重构,将土司地方性权威转化为国家性权威,在国家一统观念下熔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耦合.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下的云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不仅有效防止了边疆土司地区割据的可能性,而且推动了王朝国家观念的整体性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成历史认同的作用.     

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

“苗例”作为清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所含正确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苗例”中“苗”不是现代民族学中的苗族 ,它具有泛指南方各民族群体和南方民族群体中那些没有阶级分化和独立公共权力机构的群体 ,即没有在土司或国家行政、司法控制下的群体。“苗疆”是清代南方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所形成的新开发区。“苗例”是南方各民族固有法或习惯法以及中央政府为南方民族特别制定的国家法。     

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贵州省毕节地区所辖各县,是黔西北彝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方。其中大方县,是清初改土归流后大定府治所在地。历史上,大方彝名慕卧格,是明代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司安氏统治的住地,由于安氏土司统治的地区,位于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六广河)以西,故称水西。文献记载,水西土司安氏的远祖济火,早在蜀汉时献粮通道,协助诸葛亮南征,受封为     

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

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田野调查,证明: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它是游耕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游耕社会,包括山林土地社会共有、血缘性社会组织、游动性生活习俗和相应的文化伦理制度。进一步清理游耕制度与土司政治间的关系,并试图分析改土归流的利弊。     

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 ,土司制度逐渐被废除 ,但到民国时期云南仍有土司存在。本文根据国民政府对土司的几次调查 ,拟从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存在的原因、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及调查总结 3个方面进行探讨 ,说明民国时期云南一直存在土司制度 ,云南土司的存在体现了民国时期云南政治统治的两重性特点。     

文字与权力：清代清水江流域木材流动与社会转型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以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卫所制度、皇木采集、苗疆开辟、航道疏浚等方式对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尤其是随着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兴起，以山主、山客、水客、商帮、栽手、木夫等人群活动的关联，推动了人工营林业发展，进而引发了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社会结构变迁，从熟人社会的“圈式”结构演变为有陌生人参与的“链式”结构。在清水江流域“圈式”与“链式”交织的社会中，文字的使用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王朝政治:论清朝在乌蒙山地区改土归流及三省分置北大核心CSSCI

为能加强对乌蒙山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清王朝力求破除这一区域割据状态,武力消灭彝族土司土官势力,强化王朝政治已属必然。云贵总督鄂尔泰力推改土归流,其要旨在三省分治态势为稳前提下,对乌蒙山区彝族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果,牢固王朝政治,武力割除这一区域割据势力、行政区域归属流官治理,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长远的基础。     

论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兼对“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说质疑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是其施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鄂尔泰能审时度势 ,有切合当地实际的原则指导 ,加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从而使其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江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提法 ,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中并未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