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对检察机关地位和职权的再认识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着侦查、提起公诉、法律监督三项职权。实践中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缺乏监督 ;行使提起公诉权是与公安机关承担同一控诉职能 ;行使监督权乏力。本文认为应使检察机关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由隶属各级政府的反贪机构行使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检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指挥机关 ,统一调度、指挥各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 ;建立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 ,替代检察机关行使批捕等权力。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我国侦查体制改革之管见

侦查体制是关于侦查权如何配置、运作以及如何监督控制,以保证侦查权不被滥用,使侦查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国家制度。我国的侦查体制模式是在吸收职权主义理念,借鉴前苏联侦查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和技术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必须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

侦查主体属于侦查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而当前对侦查主体的概念和内涵界定存在分歧，为此，可在分析不同侦查主体界定的基础上，从侦查权的视角探究侦查主体的涵义，进而构架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侦查主体体系：侦查权的所有者——国家；侦查权力和侦查义务的承担者——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者——侦查组织。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侦查主体的完整体系。     

侦查权问题探析

侦查是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 ,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 ,非侦查机关、非侦查人员行使、干预侦查权和侦查机关放弃侦查权、滥用侦查权、超越侦查权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内容的合法性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试论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监督的完善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不仅关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关乎当事人基本权益的保障。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就是在保障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制衡配置。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人大、政协、信访、检察、媒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对侦查权的监督网络。但是,侦查环节地位十分显赫,法治理念相对淡薄,违法侦查行为依旧存在,监督体系也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律规范、健全公安内部的监督机制、实施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途径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轨迹侦查的理论构建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既对刑事诉讼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本身又具有独立的价值。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法治建设的推进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查理论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求。借力科技的进步,在新的侦查科技力的推动下,构建轨迹侦查模式和理论对于应对各类刑事犯罪的高发和法制进步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价值。     

试论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原理、功能和经验

我国对宪法权利的保障主要采用了间接保障的模式。在这一以民事法、刑事法和行政法三大部门法为主要构架的模式中,刑法作为法律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极为有限。事实上,可以从原理、功能和经验三个方面着手,对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问题进行全面并深刻的理论剖析,进而与客观实践相互为用,促成我国宪法权利的间接保障模式(尤其是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论公安机关初查制度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同时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论中国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侦查行为,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在庭审中是重要的证据之一。通过讯问可以很快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查获证据,降低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侦查讯问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了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要求,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笔者就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国外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做了一定总结;最后提出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几点建议。关键词: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并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进行了扩充。随着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已成为趋势，按照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试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机制,在刑事司法领域,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侦查程序可以看作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刑事被追诉者的各种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薄弱的,所以侦查程序也可以看作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键。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尚未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利于人权保障的问题,因此,加强司法监控,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权,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明确其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地位,切实深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侦查法制化,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有效保障。     

刑事诉讼法对刑侦工作的影响和思考

刑诉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现代诉法思想,指导思想上强调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都作了新的规定。因此,这势必对刑侦工作产生影响,涉及面较广:侦查阶段律师可介入刑事诉讼对刑侦工作的影响;在审判阶段将法庭举证改为公诉人举证对刑侦工作的影响。同时,这将引起对刑侦工作的新的思考:在观念上,全面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观念”;在思想上,全面培养刑侦人员的法律意识;在操作上,实现刑侦工作由量向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