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

中国农村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福利制度和文化等五个维度上长期遭受着社会排斥,是农村贫困成为社会发展中久治不愈的深层次原因。社会排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农村贫困再生产机制,使农村贫困处于恶性的代际传递与循环之中。消除农村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革国内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农村一种公正和公平的环境,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     

农村社会救济体系构想

农村贫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救济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传统的社会救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寄希望于在农村建立广泛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基本生产条件的具备是农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首要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救济问题,必须首先拯救农业,对农业实施救济,确保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科学的农村社会救济体系应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构成。     

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

从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权利贫困的视角,分析当前农村中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利缺失,即探讨失地农民社会权利的内容、获取渠道、获取机会的不足以及制度保障中的缺陷,还有失地农民对社会权利的认知贫困,从而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村青少年发展

农村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社会排斥,导致其陷入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心理贫困状态,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青少年充分和自由地发展。社会排斥的消除必须通过改革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构建农村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和重塑和谐文化,进而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     

对城市贫困主流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一个街道贫困家庭的社会调查为例

城市贫困的主流测量方法暗含一个基本理论假定:“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者说“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本研究对其质疑,采用“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以一个街道内的“贫困家庭”资料为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家庭内贫困分布存在性别分层现象。结果表明:在调查范围内,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存在性别等级之分,且表现为女性弱势。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脆弱性和其“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场。本研究建议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使其更具“社会性别意识”。     

将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农村反贫困政策与实践的主流

本文重新审视了已有的贫困概念,引入社会性别意识,总结十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变化和社会性别差异,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农村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反思了其中存在的主要的社会性别盲点和问题。     

社会排斥与我国的城市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分析

贫困问题的缓解以致消除是当今社会一定时期内不易解决的难题.城市贫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排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与贫困和能力剥夺中的一些概念有关.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较低的贫困发生率是以农村的整体贫困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城市贫困则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     

社会结构对贫困风险的建构——以农村艾滋病患者的家庭贫困为例

本文试图在风险视角下审视我国目前农村的贫困现象，将社会结构作为分析的突破点，以艾滋病患者家庭所面临的贫困风险为例，分析了社会结构在诱发、强化直至固化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对社会贫困风险的建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作为历史的延续,其在动态中发展,在新形势下受到一些新的因素的影响而较以前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农村贫困问题造成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削弱了现代社会的后续推动力。     

西部城市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随着我国西部城市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贫困与贫困群体问题成了影响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西部城市贫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文章引入“共生发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西部城市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为扶助西部城市贫困群体脱贫提供必要的政策选择途径.     

关于构建我国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较好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当前，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新形势下，建设作为整个和谐社会“安全网”和“减震阀”的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如何从国情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软环境滞后:农民增收的“拦路虎”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通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是导致贫困的浅表性诱因,真正深层的诱因是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滞后。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对贫困县域农村存在的软环境问题进行整治:改革用人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先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更新观念,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大贫困县域农村社会支持力度,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扶贫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贫困理论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宏观因素.反贫困只有着眼于社会政策、社会体制、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的调整才能取得持续性的成效.以社会结构视野下的贫困理论为指导,我国政府的农村扶贫指导思想经历了从个体主义范式为主导向社会结构范式为主导的转变.在一系列宏观措施的作用下,农村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某些需要重视的问题,比如扶贫资源的瞄准偏差、法制化程度低、协调性差等,必须通过相应的针对性策略加以改变.     

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职能

社会救助是政府对于生活贫困的公民给予物质补助,解决公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是解决公民生存问题的最低层次的保障方式。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贫困人口规模庞大,贫困程度依然很深,并且呈现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城市贫困与乡村贫困并存、历史贫困与现实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的复杂局面。为此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公民的贫困问题,帮助他们解脱贫困,其中主要是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的扶贫开发制度。     

社会救助和灾害应急救援

日前，陕西省宁强县制定出台了《宁强县实行农村医疗大病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站式”结算办法（试行）》，实行农村医疗大病救助与农村合作医疗“一站式”结算，“直通车”救助。该办法的实施，简化了救助程序，为农村患病困难群众赢得了有效治疗时间，缓解了贫困群众医疗困难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邓小平的农业根本论与当代农村的深层变革

“农业根本论”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长期来被奉为经济规律的“农业基础论”的历史修正,是他治国理论的外在传承。而当代农村以收入贫困、人文贫困和制度贫困为表征的相对贫困,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消除农村贫困、实现社会和谐,需要以“农业根本论”为指导,从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一高度,积极推动农村制度层面的深层变革。     

论农村消极社会情绪的表现、特点、社会表征及调适机制

在现阶段,农民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及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发生了嬗变,产生了种种消极社会情绪,这些消极社会情绪困扰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村消极社会情绪具有非理性、制动性、渐发性,“剧场效应”的特点;其社会表征表现为腐朽传统的回魂,黄赌毒蔓延农村社会,民谣俚语流传街头巷尾,农民对抗乡镇党政机关行为增多。消解消极社会情绪关键是要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创新社会整合机制,完善社会表达机制,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机制和保护机制。     

两型社会：新型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民间金融制度安排研究

随着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两型社会”逐步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如何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也就成为新焦点。农村城市化是“两型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该文从农村城市化资金供给和需求方面入手，探讨民间金融的制度安排，为解决“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城市化资金缺口提供一个思路。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采取三项措施，深入开展全区社会救助工作。一是将社会救助工作纳入乡镇目标考评；二是实行区领导“八个一”联系基层制度，即每位区领导分别负责联系一个乡镇（街道）、一个村建点、一个新农村建设点、一家企业、一个重点项目、一户城市低保户、一户农村低保户、一户贫困残疾户；三是确定每月25日为城市低保金发放日，农村低保、优抚对象补助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