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的规范解释学研究

诱惑侦查与陷害教唆紧密相关,游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基于打击特殊类型犯罪、搜集相关犯罪证据、抓捕相应犯罪嫌疑人这一刑事政策的考量,部分诱惑侦查被附条件合法化。根据诱惑侦查是否依法进行,可将其区分为合法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在合法与否的判定基准上,应坚持客观标准说;对"因诱之罪"不宜以犯罪论处,警察圈套中的部分职务行为因严重悖离了诱惑侦查的宗旨与适用界限,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可构成滥用职权罪或所教唆之罪的共犯。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在索贿犯罪中的适用

将诱惑侦查在贿赂犯罪中的适用限定为＂犯意明确暴露＂且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较大的索贿犯罪为宜。在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诱惑适度原则。可以将＂有证据证明存在索贿故意＂和＂被索贿者同意协助＂作为诱惑侦查的启动条件。应加强索贿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完善诱惑侦查中证据的收集规则,建立更加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法律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特殊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 ,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倚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犯罪现象 ,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 ,提出了从法律制度上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措施 :一是建立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 ;二是规制诱惑侦查的启动程序 ;三是规制诱惑侦查的执行程序 ;四是强化诱惑侦查的过程性控制     

论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及其借鉴

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来源于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人权法院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基本精神是既不绝对地禁止诱惑侦查,但又不是无限制地滥用诱惑侦查,而是对诱惑侦查的适用采取严格限制的"有限适用";对于其限制条件,本文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在借鉴方面,本文针对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侦查权的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概念、性质、合法条件以及在诱惑侦查的场合中侦查人员和被告人的责任等重大理论问题.     

诱惑侦查问题初探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故意设置情景或者提供便利条件以诱使特定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并获取犯罪证据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用之得当可以成为打击特种犯罪的有效手段,反之则会侵犯公民权利.诱惑侦查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有相当完备的制度规范,明确其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严格审批程序.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研究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问题,包括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和被诱惑方的行为过限。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通过隐匿身份的手段调取证据中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予以禁止,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否定诱惑侦查过限行为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综合对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加重"犯意"的证据的排除规则和方式,能有效地反作用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实施过程的监督和自我完善,促使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加强证据意识和防范自身行为过限加重犯罪嫌疑人的"犯意"。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实施诱惑侦查的危险程度进行了严格限制,规范和指导了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过程。     

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

诱惑侦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务中却早已广泛适用,这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对于诱惑侦查应限于特殊类型的重大犯罪行为,并首先要界定其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当排除该案的全部证据,以证据不足做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规定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并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定罪量刑处罚。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是我国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全新领域。诱惑侦查虽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我国现行法律无力制约诱惑侦查，其合法性一直颇受争议。从犯罪侦查的发展趋势来看，诱惑侦查是值得研究的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应首先从分析诱惑侦查的概念入手，探究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而提出构建我国诱惑侦查法律体系的设想。     

诱惑侦查方法研究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践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实施诱惑侦查应制定周密详细的侦查方案,获取准确的情报,并对情报进行查证和研判,选择合适的侦查诱饵,进行适度诱惑,支持行动到位,及时收网。诱惑侦查中应精心运筹侦查谋略,注意谋略与措施的配套运用。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     

"警察圈套"之合法性分析

“警察圈套”是美国刑法合法辩护中的一项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利用“警察圈套”来侦破案件的情况。从刑罚的目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刑法公正性的角度看 ,“警察圈套”背离了现代司法、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因此 ,“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警察圈套刍议

警察圈套是刑法领域中颇具争议的一种侦查手段,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允许其存在的同时,对其予以一定的限制,是今后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诱惑侦查之方法论解读

对于诱惑侦查,不能只从诉讼视角展开,还应该从方法论角度予以关注。诱惑侦查的范围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和查获作案人,其侦查途径为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的合并使用,即根据案件情况或者线索情报确定作案人的特征和嫌疑范围,然后运用诱惑手段寻找、确定嫌疑人,从而破获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手段具有高效性、欺骗性和是否合法的模糊性,因此,对其规范时应从使用时机、适用范围、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综合考虑。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判断：刑事归责角度的审视——以“圈套理论”为借鉴

作为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一个概念,＂圈套理论＂实质上是把诱惑性的侦查措施作为刑事归责的因素加以考虑,从侧面对诱惑性的侦查措施施以实体法上的限制。借鉴＂圈套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正确认识诱惑侦查的正当性,恰当处理诱惑侦查案件中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具有积极意义。     

论主动型侦查

为了对付新的犯罪情况而出现的主动型侦查──监控型侦查和诱导型侦查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有日益扩大应用的趋势。由于侦查权的特殊性和犯罪情况的新变化 ,主动型侦查有存在的必要。立法机关应当从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实质要件、适用的对象范围等方面对主动型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作出明确规制。     

侦查圈套所获证据之可采性问题初探

为了有效打击犯罪活动,侦查圈套被广泛用于许多刑事案件的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的侦破,并收到明显效果.但随着诉讼制度的日益完善,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侦查圈套的使用提出了质疑.为此,对侦查圈套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所获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作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与刑拘、逮捕的程序缺陷

人身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刑事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应合理且正当。合理的刑事程序理应反映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诉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选择是秩序、效率兼顾自由、公正。刑拘、逮捕的程序设计存在缺陷,未能反映这一价值选择,应作如下修改:减少拘留审查时间,降低逮捕证明要求,建立逮捕司法审查制度。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

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