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轨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及其重建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政府俘获的趋势,使得经济权力的政治扩张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扩张均占据了一定的政府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应重建公共理性,探索包括政府俘获的合理规避、权力扩张的有效遏制、市场垄断的科学治理等实效性的对策,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和谐发展。     

基于公共理性视野的政府信任流失分析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强调政府理性,坚持维护政府利益和政府形象,却忽视了来自公众意见的表达;对于公众而言,更是以"理性人"自居,强调公众理性。两种理性逻辑彼此对立,缺乏沟通,最终导致政府信任不断流失。因此,应该嵌入公共理性,实施理性层面的逻辑改造,提升政府信任。     

公共领域：多重幻像亦或客观必然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先前"只闻国家,不见社会"的政治模式现正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阳光政务、法治国家建设、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都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繁衍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公共领域的生成和提升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它完善了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功能,促进良性循环的政治稳定的形成,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公共理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公共理性建构的理论从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的角度提出,人类政治共同体必将走向一个要求整体性和一致性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基础是基于人类文明进步中对政治伦理中善的力量的首肯。而这恰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法性理由。     

论政治理性的现代转换及其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

政治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在分配社会资源时要遵循一定的理性精神。按照现代化理论,通过对前现代国家(包括氏族社会的分配组织)、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政治理性的考察,可以看出政治理性从等级、神权、王权理性转换到现代国家理性,现代国家理性正逐步转换到后现代的公共理性。这种转换带来的结果是促使政府治理理念从现代官僚管理型政府转换到公共服务型政府。     

“公共性”逻辑与性别正义的政治空间

文章以围绕女性"差异性身份"而产生的两种女性主义权利诉求路径为例,利用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推理方式和公民性责任的概念,辨明不同路径的女性主义可以依据公共理性证成其主张的合理性及限度,简要给出一种"公共性"逻辑指引之下的女性主义公民政治的未来方向。     

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

对大众文化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范式上,但这几种研究范式基本上都建立在大众与统治集团二元对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强调两者的斗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正打破了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远离了公共事件,丧失了基本的理性,甚至在逐步侵蚀着我们还并不完善的公共领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分析,以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任法去私”与商鞅的政治公共理性

整部《商君书》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壹于农战而追求富国强兵,它最直接地规定了法家追求垄断和效率最大化的思想本质,确立了法家思想中公私观念的内涵。与此同时,商鞅这种强烈的功利性反倒催生出了"为天下位天下"的政治公共理性。这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天下"思想,除了从黄老思想的脉络中来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和途径。     

问题与立场：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既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公共决策中的技术论与艺术论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特征要求决策主体要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公共决策中的政治技术包括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运用、建设思想库、运用决策模型、举行政策听证等等。公共决策中的政治艺术主要包括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识人善用、模糊决策等等。现代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进入公共决策系统并成功的运用,保证了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加速了公共决策主体的公共理性化。     

制度视角下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四维约束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从政环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则成为党中央的重要政治方略。构建法治政府,核心是以制度规约权力,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此,在全社会打造"法律约束机制"、"司法约束机制"、"党内约束机制"和"舆论约束机制"四位一体的战略格局,对深入推动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建设路径——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不足是一种公共理性价值观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映射。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推动有关非政府组织法律法规的建设,针对非政府组织出台专门的规范条例;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内外约束机制;与其他社会主体有效互动,从而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接近或代表现代公共理性。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理性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表现在哲学、政治学领域对公共理性的概念、理论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阐释、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论被广泛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近年来,西方公共理性与时俱进地同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党的先进性、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现代国家建构,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了。目前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本期推介

<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虞崇胜教授和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李奎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基本趋势》一文中认为,概括来讲,这种变化呈现出几个基本趋势: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现代化的维度分析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现代化是由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所构成的复杂结构与过程,是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浓厚的人治向建设法治国家转变以及政治参与程度低向发展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在危机管理中的危机预警、信息沟通、统筹协调、修护安抚等功能使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危机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政府和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缺乏及在危机应对中不够到位等问题。为避免和减少各种突发事件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建设，应切实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