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的特点、功能及意义

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以先进的廉政法律制度为基础、廉政法律思想为核心、廉政法律组织实施机构为保障的廉政法律文化有机体，从根本上反映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充分的人民性、深厚的民族性和历史传承性以及广阔的开放性特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导向、教育、监督和惩恶的重要功能。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和基本经验

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累了丰富而生动的经验，党所创造的廉政教育方法、开展的廉政制度建设和积累的廉政理论文化资源为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借鉴。     

组织支持感、学习价值观对公务员廉政教育学习投入的影响

在我国,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组织支持理论和学习投入理论,探讨组织支持感、学习价值观对公务员廉政教育学习投入的影响,提出以学习价值观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通过对244位公务员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了公务员的组织支持感对其参与廉政教育的学习投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学习价值观在它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组织支持理论与学习投入理论适用于公务员廉政教育情境。在开展廉政教育实践过程中,既要注意提高公务员的组织支持感,也要注重干预和调节其学习价值观。     

廉政文化建设视域中的高校学生反腐倡廉教育初探

反腐倡廉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廉政文化的传播和公民廉洁意识的培育过程。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的廉政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反腐倡廉教育系统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学生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工程。高校应当通过大力加强廉政理论建设、廉政制度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充分挖掘廉政传统资源,搭建廉政文化传播平台等一系列廉政文化的创建活动来推动大学生反腐倡廉教育的深入发展。     

试析我国公务员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是公务员行政工作的核心要求。阐述了公务员责任伦理的内涵，以及公务员面临的伦理困境；必须通过公务员人格的提升和良好环境的生成，建立一个责任意识强的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与完善——行政伦理的规则之治探析

公务员行为规范是法治环境下行政机关约束和控制所属公务员的重要手段,也是内部行政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公务员行为规范体系中,伦理规范作为对公务员的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等进行规定的制度条款,具有鲜明的统领性和导向性作用。构建伦理规范的必要性在于,其是公务员职业伦理的制度体现,能为公务员树立明确的行政价值观,并能借助制度文本强化伦理约束力。公务员伦理规范的构成主要包括道德品质、执法原则和廉政要求等,尽管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已将其纳入到立法中来,但在条款设置的严谨性和可行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反腐倡廉分类分层次教育的理论依托与实践体系

廉政文化既是反腐倡廉教育取得成功的基石，也是反腐倡廉教育分类分层次实施的理论依托。从结构上，廉政文化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结构，主要包括廉政制度、廉政组织机构和廉政环境等；二是深层结构，主要包括廉政心理、廉政意识、廉政思想体系。反腐倡廉分类分层次教育就是要针对具体情况从文化建设上进行两个层面的协同发展。在反腐倡廉教育分类分层次的实践中，要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廉政文化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德育体系、推广体系、价值体系、理论体系等。     

廉政行为正当性的伦理分析——兼论赫斯特豪斯的行为正当性

廉政行为的伦理正当性是廉政伦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赫斯特豪斯关于行为正当性的伦理论证为廉政行为的伦理正当性阐释提供了逻辑理路,这可从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三个维度对廉政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解读。从道义论看,廉是传统儒家官德的重要范畴,是当代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普遍理性接受的规则,因而廉政行为完全吻合道义论的正当性要求。从功利论看,廉政行为的伦理正当性体现在廉政行为可以减少和消除腐败的产生、发展及其危害,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廉洁从政能产生一些好的结果,而且能避免因腐败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从德性论看,官德是一种比普通职业道德要求更高的行政道德,廉政行为更多的是一个具有良好德性修养者出于其品格特征而作出的行为选择。     

基于态度转变模型的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实效性研究

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环节,廉政教育的效果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态度转变理论视角下,当前我国党员干部廉政教育仍存在对廉政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内容较少内化到党员干部价值观体系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施教者缺少威信、受教者主体意识不明、廉政教育内容刻板重复、教育环境错综复杂等原因造成。因此,转变党员干部态度是提升廉政教育效果的关键,要树立清正廉明的教育者形象,重视党员干部个体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丰富廉政教育方式和内容,加强廉政教育情境的支持和引导,切实筑牢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防线。     

公务员责任体系与责任感:自我评价与观察思考

官僚制是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责任问题要落到实处,特别依赖于行政人员自身责任感。中国公务员的责任感如何?他们对责任体系建设有哪些期盼?在对深圳403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基础上,本文深入探讨了责任体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技术责任和道德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研究责任清单的思考。     

美国公务员道德建设对我国反腐倡廉的启示

美国作为公务员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历来比较重视公务员道德建设,基于＂人性本恶＂的假定,制定道德规范,设立道德委员会,建立道德教育长效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在实践中扼制了腐败的进一步滋生。美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经验,如正视＂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制度,整合优化组织保障体制,加强教育和监督等,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哲学思路、法律体系、专门机构、教育培训、社会监督等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澳门公职人员廉政教育的形式与特点

廉政教育是澳门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澳门廉政公署将宣传教育工作视为廉政建设的治本之道,并将对公务人员的廉政教育摆在首要位置。澳门公务人员廉政教育采用了廉政讲座、入职培训、座谈会、工作坊等不同形式,并表现出以下特点:对公务人员进行廉政教育的时机比较恰当,有助于教育目标的落实;廉政教育的内容符合实际需要,能做到有的放矢;廉政教育的主体采用了廉署主导、各方配合的方式,既能将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又可以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将廉政教育放在澳门廉政建设的整体框架内来进行,与其他廉政策略相互支持,共同推动澳门廉洁社会的建设。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论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由于设置上还不够完善,工作中出现了职责分工不明确、协作配合不强、工作独立性缺乏保障、调查手段不得力等一些问题。鉴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国外反腐败机构设置运行的成功经验,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一方面,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继续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并授予行政监察机关在调查腐败案件时采取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内控和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对合并后的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纪检监察机关滥用权力,保证执法工作的客观、公正。     

Value-Based Integrity Management and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Changing the Mix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tegrity management initiatives designed to introduce more value-based elements in public bureaucracies. Incorporating value-based practices, which emphasize the personal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public servants, into a hierarchical, rule-based system may present difficult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A central issu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change has actually occurred or whether the organization is simply functioning as it did previously. In addition, there are problems of implementation: new value-based initiatives may conflict with the pre-existing system; they may not be adequately reflected in training programs; and there may be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We analyze problems in this new organizational mix in a classical Weberian bureaucracy,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The findings are based on a 2011–2012 administrative ethics survey of 355 senior public servants, a separate survey of 70 Ethics Officer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32 senior public servants.     

《廉政准则》中的作风建设问题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爱护干部、保护干部的重要措施。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的目的在于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同时，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并把这个体系的建立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治理腐败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多措并举。党员领导千部一定要注重良好作风的养成，注重道德的表现和树立公众形象，要将领导干部的作风表现规范化、纪律化。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