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调整的是非常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基本关系,属于宪法性法律,同时又是统率其它应对突发事件法律的基本法。有鉴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地位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法理上来说,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存在着一定的立法瑕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思考和重视。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地方立法现状评析——以现行九部地方立法为对象

为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而进行的地方立法,以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宜。自2007年以来,我国地方相继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或实施办法共九部,本文对这九部地方性法规的性质及立法现状进行评析。     

《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完善路径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公布和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标志着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已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突发事件应对法》构建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制度框架,对我国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在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与制度创新。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突发事件应时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对此。应根据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之法律辨析

SARS疫情之后,应急法制建设被法学界广泛关注,《紧急状态法》曾在2005年被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为31件立法项目之一,并且在2006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从制订《紧急状态法》,演变成目前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基于立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就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的相关概念及立法问题进行简要的法律解析。     

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考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突发事件频发这一新的社会问题,也对地方政府管理者提出了,必须提升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要求.为了有效化解网络突发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贯彻公开透明、及时处理、法治与疏导为主的基本原则,并从完善立法、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采用舆情监控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     

领导干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应当具备的洞察和鉴别能力、统御全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快速反应和决断能力,提出了提高领导干部应时突发事件能力的对策,即应当充分认识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学习,重视在实践演练中提高,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应急处置突发事件的法律保障——写在《陕西省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通过之际

自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后，我省已经编制实施了《陕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省级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初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然而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仍然暴露出一些不足：应对突发事件的责任不够明确，统一、     

论"以人为本"与突发事件应对

以人为本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诠释,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质是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政府权力行使的根本。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和最大限度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为此,政府在突发事件的预防、立法和执法工作中应切实贯彻以人为本为原则,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最大保护原则——以公开劫持人质事件处置为例

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设定和实施,特别是在以公开劫持人质事件处置为例的社会安全事件处置中,面临着谨守最小侵害原则或强调最大保护原则的选择难题。《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第1款所规定的最大保护原则是在谨守最小侵害原则无法回应实践需求的情况下,对措施妥当性提出的更高标准。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本身的实质合法性调低对侵害性的要求,遵循侵害与危害相适应的原则。但是,最小侵害原则仍然在特定的情境下适用。突发事件应对中对最大保护原则的适用需要受到动态评估和检视,同时需要与最小侵害原则、侵害相当原则结合评价措施本身的实质合法性,此外还应受到均衡原则的平衡和制约。这一原则,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具体实施,在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或者设定具体措施及其裁量基准时也应得到遵循。     

增设突发事件中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将人民警察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在外,这一立法的妥当性值得商榷。基于突发事件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立法者虽然无法在草案中事先规定所有的应急性警察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计一种“有条件的概括授权机制”,规定人民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和程序,并对具体行政强制措施作“开放性”的列举。这种“概括性授权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从法律文本和司法实务两个方面认真总结人民警察处置突发事件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经验,特别是要关注“非常态”的行政强制措施。     

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

本文侧重对我国目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现状、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 ,并在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基础之上 ,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 ,此外 ,还应当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 ,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不必要的侵犯。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的当代价值与我国民法典的模式选择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为<德国民法典>所首创,并为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民法典制定所效仿.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之所以被众多国家所效仿,是因为其概念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优势可以补充大陆法系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潘德克吞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其价值.我国在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应顺应传统,借鉴并采取潘德克吞立法模式.     

慈善法之滥觞--《慈善法史1532-1827》评介

琼斯教授在《慈善法史1532-1827》一书中试图通过分析慈善法之"滥觞",进而为慈善法的核心内容问题寻求合理的解答。为此他回溯至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法,即英国《慈善用益法》,并以该法的立法构造及其司法续造为线索,细致地勾勒出慈善法自滥觞以来近三百年的演进历程。向读者们清晰展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中强调以监督为核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困境,以及大法官在判例法中转而强调以赋权为核心的实践背景和规范构造。本书通过对从监督到赋权的立法演进所做的经验总结,不仅向读者们传递了慈善法应更强调赋权而非监督之观点,且也为我国慈善立法及其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

修改法律要伴随着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全部条文重排的模式。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序号重排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技术性的疏漏,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此,在法律修改时根据条文删除或增加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是有很大社会效益的立法技术措施。     

论金融法的可实施性

立法因素对金融法实效的影响在对司法现实中金融法实效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立法者通过控制法的排他性、对称性和严整性决定了金融法的可实施性。研究表明,立法因素的改善是提高金融法实效的必要途径。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成功之举,也是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呼唤着循环经济立法的跟进与法制的保障。本论文针对循环经济法的立法架构、有关立法概念的定义表述、部分条文规范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我国资源循环利用实践和立法可行性角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完善立法的相关建议。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传统的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传统的民商立法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在民商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在对传统私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的前提下,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政府与议会间立法互动关系之评价标准

政府与议会间的立法互动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立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宪政问题.评价政府与议会间立法互动关系的标准有三,即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标准、产生良法的能力的标准和实效标准.其中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和控权;产生良法的能力的标准要求能产生基于可靠的信息基础性,具有及时性、融贯性、有效性和回应性的良法;实效标准,即实践检验标准,是指一种制度安排是否在现实中有效地运行,并实现其原初设计之功用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