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上诉制度初探

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间事项的上诉迟延对当事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有鉴于此,美国确立了中间上诉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相关规定。目前,中间上诉制度尚未引起我国理论界与立法界的关注,本文拟对中间上诉制度作初步探讨,以期对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有所裨益。     

从In re Baxter案解读美国无效制度

In re Baxter案中,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初审法院基于基本相同的证据得出了不同的专利无效结论,上诉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依据多数意见维持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无效结论。通过对In re Baxter案的分析,能够深入了解美国的无效制度以及其中的重要原则。     

美国联邦上诉程序终局判决规则:内涵、例外与发展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需对诉讼程序中所出现的实体及程序等问题作出诸多决定,如判决、裁定、裁断等。对于上述决定,当事人有的可以立即上诉,有的须待到诉讼结束时才能上诉,有的则无上诉权。凡此种种,即是联邦诉讼程序中的可上诉性(appealability)问题。可上诉性决定了当事人能否对某一案件提起上诉:具有可上诉性的决定,可以上诉;反之则不得上诉。而决定的可上诉性问题,则由一项古老的原则予以支配,这一原则即为终局判决规则。终局判决规则(final judgement rule)是美国上诉程序中颇为重要的一项诉讼规则。一般而言,该规则指的是只有在审理法院的诉讼作出终局判决之时,才可以进行上诉。因此,对于终局判决之前作出的裁决,不能在该裁决作出之时提出上诉。相反,只有在后来对终局判决提出上诉时,才可由上诉法院对此类裁决加以审查。就实质而言,终局判决规则是关于上诉时间的规则。该规则的适用及例外是上诉法院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 死刑上诉途径不单一

第一轮：死刑判决后的直接上诉 在美国。死刑上诉途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不同的、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使上诉程序保持平衡。速度和效率不是死刑程序的最高目标：公平和审慎才是死刑程序的终极追求。     

上诉请求的历程——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过程

依美国的司法制度，案件当事人若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可上诉直至最高法院。但并不是每个上诉的案件都能获得最高法院的审理。本文详实地介绍了美国最高法院如何受理上诉，九位大法官如何审理案件和发布判决书的全过程。     

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澄清对进口假冒产品民事处罚条款的范围

为防止向美国进口假冒产品．美国海关有权对其怀疑或认定为假冒产品的货物进行检查、查封和销毁．并有权施以民事处罚。而为协助海关官员查明假冒产品，联邦注册商标所有人应在海关进行商标登记。最近，在美国政府上诉Able Time有限公司（详见美国上诉案件编号：06—56033．2008 LEXIS 20316—2008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案中，就未含在商标所有人登记范围内的侵权产品．或非商标所有人自制的侵权产品．海关是否有权对其施以民事处罚，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进行了明确阐释。     

美国小额求偿法庭介绍

<正> 美国的法院制度包括通常的联邦法院制度和州法院制度。常规的联邦法院制度由1个联邦最高法院、12 个联邦上诉法院和90个联邦区域法院组成;州法院制度由上诉法院(每个州都至少有二个上诉法院,州的上 诉法院通常又称州最高法院)和初审法院组成,除了常规的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以外,每个州几乎都有一些处 理特殊案件的专门法庭,如遗嘱查验法庭、小额求偿法庭。本文特就美国的小额求偿法庭作一介绍。     

WTO规则下美国关税法337条款合法性研究(中)

(二)欧共体和美国关于1930年关税法337条款的纠纷1984年,美国Dupont公司依照337条款向ITC指控荷兰AKZO公司生产并向美国出口的高强度纤维(aramidfiber)侵害了前者的方法专利权。委员会审理后认定AKZO公司侵权,并于1985年发布限禁令,禁止AKZO公司产品向美国出口。AKZO公司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未果。之后欧共体请求GATT缔约国整体宣告337条款与GATT1947不符以及请求认定美国Dupont公司与荷兰AKZO公司之间的特定案件适用337     

试论民事上诉审程序的重构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不服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判,依法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由上级法院对该案再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民事上诉审作为纠错防错的程序装置和过滤机制,在纠正法院裁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统一性,保障司法正当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和意义。一、上诉审的功能民事上诉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美国上诉法院法官戴安.伍德(Dianewood)认为,美国上诉审的功能有以下六项:第一,法律的正确适用;第二,法律的统一适用;第三,法律的演变与阐释;第四,纠正事实错误;第五,巩固司法体系的合法性并加强人…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演进及启示——兼谈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方向

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正式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但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在国际层面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属于较有特点的一种知识产权法院模式.通过对其设立动因、组织架构、实际效用及引发的争议进行深入考察,结合美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形势、司法传统,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挥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与美国不同,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专利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演进轨迹,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的功效提供更为理性的认识,进而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可估量性:经由传统而实现的"神话"——评卡尔·卢埃林的《普通法传统》

<普通法传统>是卢埃林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凝结.它围绕着美国州上诉法院的审理结果是否具有可估量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卢埃林认为当时的美国州上诉法院正处于一种复苏普通法传统,即宏大风格之中.宏大风格实现的是真正的可估量性.但是,真正的可估量性需要存在一种统一的公正标准.     

从United States v.Erwin案反观我国认罪认罚后上诉案件的应对

2018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该制度与上诉不加刑之间存在两大冲突: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上诉后引发的抗诉间接限制了其上诉权;认罪认罚与上诉不加刑的结合成为部分被告人规避刑罚的工具。United States v.Erwin案中,被告人签订认罪协议后提出上诉,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并允许控方寻求更重的刑罚,成为近年来美国辩诉交易案件中应对此类问题的典型案例,对我们解决上述冲突具有借鉴意义。其中,立法应当在保留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权的同时进行一定的限制。检察机关应当有条件地行使抗诉权。     

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WTO相关案例为重点

在WTO争端解决案例中,中美围绕如何界定作为补贴提供者的“公共机构”展开法律论战.美国国内实践和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专家组倾向于“政府控制说”,而“双反措施案”上诉机构采用“政府权力说”,但所提出的“有意义的控制”要素仍引发新的争议.在“碳钢案”和中国诉美国“反补贴税案”上诉机构强调了“有意义的控制”仅是“政府权力”的一个证据,而非政府权力本身,并提出了更严格的证明标准.这为中方挑战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国有企业公共机构身份的新标准提供了更清晰的依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给美国反补贴调查机构留下了空间.中方要认真研究美国可能形成的新做法,预判其与WTO规则和上诉机构意见的一致性,并积极考虑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持续挑战这些新做法.     

美国第二上诉法院判决：缓冲器存储不侵权

8月4日，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认定Cablevision的远程存储数字录制系统（remote storage digital video recorder system，RS-DVR）不违反美国版权法。     

浅析美国诉加拿大期刊措施案

1996年美国与加拿大进行磋商,起因是加拿大颁布第9958号关况令禁止外国出版的不同版本期刊的进口。双方在起诉和上诉阶段均提出了旗帜鲜明的争辩理由。最终,专家组和上诉庭在充分分析了案情的基础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裁决。本文简要的分析了本案并揭示了诸多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报告看条约解释问题

在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该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本文结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就该案中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作出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专家组在法律解释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分析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理解的原因。     

论民事上诉立案的实质性要件——从上诉利益的角度分析

上诉利益是诉之利益在上诉阶段的具体表现.作为上诉被受理的条件,对上诉利益的判定将直接决定着当事人提起的上诉能否得到法院的受理.我国台湾地区及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法理均认为,被提起上诉的一审裁判须对上诉人不利益,即上诉人提起上诉应有上诉利益,从而给上诉设置了一个较高的准入门槛.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上诉的条件,由此造成当事人对上诉权的滥用,其危害甚大.上诉利益标准的确立在我国具有现实必要性,应通过相关制度加以构建.     

中美认罪协商制度之比较

认罪协商在我国主要体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在美国主要蕴含在辩诉交易中。中美认罪协商制度在价值追求、自愿性保障和被害人利益保护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在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效力、证明标准、撤回认罪以及被告人上诉权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可以从适度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明确撤回认罪的法律规定和适度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等方面,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底特律破产案,美国宪法的“试金石”

底特律破产案,在本质上是联邦和州之间主权划分的问题,即哪些问题属于联邦问题,哪些问题属于州主权的问题。2013年7月19日,美国密歇根州英厄姆县巡回法官罗斯玛丽·阿奎丽娜向底特律市政府和密歇根州政府下达禁令,命令其在解决雇员福利问题之前,不得向联邦政府提起破产诉讼。对此,密歇根州政府随即向州法院提前上诉。7月23日,上诉法院的3位法官一致裁定,支持初审法院的判决。至此,底特律破产案演变成美国宪法史上的重大案件,成为考量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中"联邦—州权利边界"原则     

我国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缺失与建构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上诉利益是提出上诉的实质要件,“无利益,不上诉”是判断上诉合法与否的标准,对不合法的上诉,法院裁定予以驳回.社会伦理规范、诉讼经济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共同构成了刑事上诉利益的理论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上诉实质要件和上诉和益审查制度的规定,相关研究几近空白,实践中不加任何限制的上诉在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导致二审庭审时出现“控辩错位”的异常现象.为消除以上弊端,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经验,增加上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明确上诉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推动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中国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