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侦查机关在运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时存在一些问题 ,侦查机关应加强对犯罪心理测试的配合。而测试人员应注意严格把握测试条件 ,选择最佳测试时间 ,结合具体情况开发准绳问题和在测前谈话和测后谈话中为测后审讯打好基础     

运用视觉信息改善不良测试

在用测试仪对被测对象测试中,对心理、生理状态不适合长时间完整测试流程的被测人,可在测前谈话阶段,灵活展示高效能视觉感受到的信息(简称视觉信息),以缩短测试时间,维持被测人测试时的心理、生理状态,改善"不良测试"的效果。     

仪器化讯问与传统讯问的关联

仪器化讯问指心理测试在侦查中的使用。心理测试通过了解案情、编制题目、测前谈话、人机测试、图谱评判、测后讯问、测后报告等步骤，以推断被测试人是否犯罪人。侦查中心理测试的应用过程是科学技术与传统讯问手段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体态语言与说谎

“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作为该技术组成部分的测前、 测后谈话,技巧性、灵活性较大。在此环节中,被测人所表现出来的体态语言不容忽视。本 文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分别阐述了体态语言的形成,说谎的动因和机制。再将二者结合起 来,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说谎所引起的种种生理反应,以及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体态语言;使 得我们平常所说的察言观色有据可寻、有理可依。     

浅谈犯罪心理测试后谈话的重要性

随着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推广应用 ,探讨测后谈话的重要性及如何掌握要领、方法 ,对其应用性进行研究 ,探索测审结合的新路子。     

实验心理学对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教学的重要性

掌握实验心理学的知识对于学习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这门课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楚的认知影响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变量,在实验过程中严格控制额外变量,提高测试效度,把握主测人对被测人的影响力,根据不同被测有针对性的制订测前谈话,既能够达到测试目的,又不至于泄露信息,避免对被测者施加过强的心理压力使之产生抵触情绪。充分分析总结影响心理测试效度的因素,能够更好的优化实验过程,综合分析评判实验结果,提高实验效度。在学习好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将心理学、侦查学、物证技术、法医学等知识相统一,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更好的发挥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优势作用。     

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理论论纲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绝不是曾被人错误传播的和百姓日常俗称的“测谎”。“测谎”是被某些人错译、错传、错用的非科学概念。此项技术的基本原理———检测人有无经历过特殊事件的心理痕迹 ;技术评判原理是 :主试使用口头言语唤起被测人认知活动时的心理生物反应图谱的变化 ;实案测试时 ,人可以选择沉默不答或者随意简单回答方式。此项技术可划分六个阶段技术 ,其中第一阶段犯罪心理动态分析描绘最重要。此项技术有八个方面的作用和四个方面的局限性 ;测试技术人才最为重要 ;基础理论绝不能再传播错误和过时的“测谎理论” ,实践部门切莫再盲目购置未经各类实案检验的所谓自动化测试仪器     

心理测试中测试刺激的心理意义

心理测试中的测试受刺激后的心理,是根据案件信息所编制的测试题目,测试刺激被测者特定的心理反应。不同测试格式中题目的心理意义有所不同;测试刺激对不同被测者会有不同的心理意义。     

新知识·新信息

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龚育之撰文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真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１３年，高度评价了１３年。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第二个阶段是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２０世纪末；第三个阶段是从２１世纪开始。波阔壮阔的１３年，纵跨这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还属于第一阶段的收局。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收局，是一个坚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心理测试技术中主被测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应用研究

心理测试的测试目的与测试结果实际上是通过主测人与被测人之间的沟通来完成的。沟通可为被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基本信息资源;使被测人明确自我在案件中是否承担了相应的角色;主测人与被测人之间还可通过沟通交换信息。心理测试过程中的沟通有口语沟通与非语词沟通,这些是心理测试中普遍存在的沟通类型。心理测试中只有具备良好的物理与心理沟通背景才能产生真实有效的测试结果,沟通不当便会导致心理测试的结果偏差,因此,遵循科学的规律开展沟通便显得尤为重要。     

YO-YO训练法在警察学员体能训练中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随机抽取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2012级学员2个班,每班17人,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两个班级人数相等,性别相同,经同质性检验后,两个班学生学习基础无显著性差异。实验组拟应用YO-YO测试训练法,对照组应用传统训练法,为期10周。实验内容为YO-YO测试训练法。通过对YO-YO测试训练法项目实验前后3000米跑成绩的统计、血乳酸值和心率的监测以及生理指标的检测,结果表明,实验组的训练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研究表明,应用YO-YO测试训练法提高我国警察学员的耐力素质水平是切实可行的。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

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移植我国本土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种具有人性关怀执法理念的行刑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却大有推广应用价值。中国正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期间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量国情而行。既要准确认定社区矫正的内涵与价值,又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中国现状。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出切实可行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本文分三部分对上述问题逐一展开了论述。     

论法定量刑情节及其写作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幅度的案情事实 ,其具有法律的规定性、情节的特殊性和量刑的制约性等特点。法定量刑情节可作三级分类 :一级分为从宽和从严两大类 ,二级分为应当和可以两小类 ,三级分为免除、减轻、从轻和从重四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写作包括法定量刑情节的叙述和相关法条的引用两项内容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两方面.在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辉,共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中观交通仿真研究综述

智能化交通仿真系统技术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目前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大量应用，中国也已开始启动。交通仿真是研究复杂交通问题的重要工具，根据仿真模型对交通系统认知的不同，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分期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1900至1919年为萌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视野开始展开;1920至1937年为奠基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确立;1938至1949年为发展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规范化得到进一步推进。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总则》

通过重构《刑事诉讼法·总则》,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权力主体从事刑事诉讼行为时可能受到的限制、诉讼主体可以凭借的工具。第一部分是在宪政视野下的分析,其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现代性因素非常多,权力分配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第二部分,涉及对权力主体的各种限制本身可以增加司法机关判决的可接受性,可以提高司法权威;第三部分,分析了刑事程序参与者可以凭借的各种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其暗含的一些瑕疵、甚至缺陷,如不赋予法官独立权,仅仅赋予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监所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简介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监所的建立和发展 ,是指从 1 92 7年 4月至1 94 9年 1 0月新中国成立 2 0多年来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看守所和监狱的建立与发展。这一时期监所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开创阶段 ,创建了革命政权的监所 ,提出了用共产主义思想和生产劳动对犯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改造的狱政思想 ,确立了革命根据地新型监所制度建设的方向。二、抗日战争时期为建设阶段 ,在不断总结监所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狱政思想和狱政方针以及革命监所体系。三、解放战争时期是发展阶段 ,在继承和发扬抗日根据地狱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有了两次大的发展 ,使民主政权监所制度的建设向着系统化、正规化方向迈进。     

信息化战争中我军舆论战战法的构建

信息化战争按时间可划分为扼制战争阶段、战前准备阶段、战争实施阶段、战争结束阶段。科学构建信息化战争中我军舆论战战法,需要将信息化战争各阶段舆论战的“重心”细化为各种具体任务,针对每个任务提出相关战法。     

School Violence Prevention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scribe the level of violence in three high schools an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universal and targeted strategies to reduce this violence.

Design:A repeated measures design with two baseline scores and two intervention scores was used during a two year period. Two rural high schools served as control schools with a single intervention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All freshmen at the three high schools completed a self-report measure of school violence; 420 completed the study at the end of their sophomore year.

Method: Multiple universal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school violence were used for slightly more than one year. Scores on student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gathered one year apart, were compared using a pre-test post-test model.

Findings: Student reports of perpetration at the intervention schoo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mbined scores at the control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reported improved awarenes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implement violence prevention programs.

Conclusions: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that includes university and high school partnerships has the capability to reduce school violence during a short period. Despite limitations to the study, continued use of research partnerships to decrease school violence is war-ra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