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

吴卫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公共利益是国家启动征收征用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就公共利益作出相应规定，以至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被认定为公共利益，导致征收征用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进行征收征用，合理维护公民权益，正当实现公共利益，有赖于法律规范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界定公共利益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浅议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公共利益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一直是法律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公益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事,令公众有不同意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应主要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要明晰宪政精神下公共利益立法功能定位;二要解决在宪法基础下如何确立公共利益界定立法模式;三要加强公共利益界定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

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应容许国家公诉机关或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直接关系到公益保护的有效和行政权力监督的力度.在我国建立以行政公诉优先、民众诉讼为补充的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知识、办案经验,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又动员了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从而构建监督行政权力的系统,促进行政权依法行使,从而维护公益.     

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失衡与补正

本文以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平衡问题为视角,研究近年来我国土地征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矛盾。对土地征收、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平衡以及土地征收制度中利益分配格局等问题进行了界定,在对产生当今利益分配格局的原因分析中,寻找我国政策法规的基本思路。本文认为应由立法机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明确土地征收的目的,应选择行政征收的程序模式,并应设置合理的补偿安置标准和建立有效的土地征收救济机制。     

论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听证程序为考察视角

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离不开听证程序的完善,必须改变过去单纯由行政机关主导公共利益界定的局面,设置并充分发挥公共利益界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实质作用；完善听证参与人制度,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对公共利益听证程序的民主监督职能,这种民主监督职能应该和立法机构的"公共利益的法制化、具体化"职能紧密配合；应该不断完善听证救济制度.听...     

公共利益视阈下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借鉴

土地征收征用是在法律的层面,用公法的权利对私法权利进行的一种干预。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征用,这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更是国家进行整体规划和经济建设等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公共利益”具有特殊的模糊性,政府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存在滥用的可能,或者忽略“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行使“国家权力”,进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本文研究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立法,目的就是解决协调公共利益与农民利益的法律规制问题。     

应通过立法界定“公共利益”

刘诚在《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载文《公共利益问题探析》。宪法和物权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基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本应在法律上做明确界定，然而究竟何为公共利益？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因此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未予以定义。问题是立法者是否可以在制定一项征收法律时，仅仅概括地规定“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授权征收的基础？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美国和德国司法界均持否定态度。     

论滥用公共利益的城市房屋拆迁行为规制

我国《宪法》、《物权法》中都出现了"公共利益"一词,但却未对其给出明确的定义,加之行政机关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公共利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被大量滥用。为了使公共利益真正得到保障,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一方面需要从实体上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另一方面应当着重将公共利益的判断纳入程序控制的范畴,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将司法程序作为最后的防线,确保公共利益的准确实现。     

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第51条要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这里,"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什么关系?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表达意志,治理国家。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依法行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与人民、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行政权与法律等的关系问题。第一,对政府提出依法行政的要求,植根于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只能是人民的公仆,而不能相反。第二,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选举产生,政府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第三,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通过法律表达意志,因此,政府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主要就是执行法律。政府从根本上说,是行政执法机关。第四,依法行政非常明确地摆正了权与法的关系,依据法律行使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法,行政权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谁动了我的土地？--关于征地及其补偿的法学与经济学博弈分析

土地征用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依法强制取得他人土地并给予补偿的行为,是政府引导土地利用的重要权利。也是土地管理的重要制度。土地征用无论从法学角度或经济学角度都可以寻找到一定的合法合理因素,但就征用补偿而言,经济学角度分析比法学视角更为深刻和理性。     

论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

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确立公平补偿制度对于保护农民权益、规范政府行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意义。落实公平补偿应做到重塑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完全补偿原则,逐步扩大农地征收的补偿范围、合理拓展农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完善征地补偿的程序与救济途径。     

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范畴。表面上看,法律上业已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规定,但是,公共利益的主体不明确,又没有自己确定的、具体的内容,这样增加了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它应该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层含义,在法律上和法律实务中应当正确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     

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研究

轻伤害案件在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诸多问题。故此，应协调各项制度措施，规范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建立程序引导监督机制，实现轻伤害案件和解前置；探索调解方式的现代转型，保障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回顾、反思与构建

我国历经了十三年检察公益诉讼之路,期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非议之声亦伴随左右。纵观世界各国,无论从实证研究还是理论论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几乎是大势所趋,对此,应当借检察制度改革之际,认真反思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所面临的理论、实践问题,构建合理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

中国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被视为特别的私法制度,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亟须通过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予以解决。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法,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尊严与就业机会两位一体的利益集合。平等就业权争议应当属于劳动法领域的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将强制缔约设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并按照保护法益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行政法法益目标与行政法制度型构

行政法法益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关系的秩序化以及整体法益的最大化。行政法法益目标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它决定了行政法机制应是以控制机制占主导，合作机制为辅助的双重螺旋式结构机制。转型时期我国尤其应强调控制行政权机制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建构在法治行政的控制机制之下。     

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谈被害人的上诉权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 ,法律应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利 ,不能以国家利益取代被害人利益。应当改革刑事立法 ,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以充分发挥刑事立法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作用。     

公安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公安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 ,但现有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合理。应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分为因违法犯罪引起的民事纠纷和一般民事纠纷两类 ,并分别作出专门规定 ,以提高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调解的法律效力 ,明确公安机关调解一般民事纠纷的范围、原则、程序、效力     

中国古代法中的禁榷因素——以禁榷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为例

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传统都有深刻的影响。禁榷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行政犯，相关刑事政策非常残酷；禁榷制度还极大压缩了古代民众的民商事活动空间，抑制了自由平等的民事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