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V+上/下”结构中的“上”和“下”

“骑上马”与“吃上饭”和“跳下马”与“攻下山头”这种“V+上/下”结构,从表面看,两个“上”和两个“下”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从“上”“下”的词汇意义、“V+上/下”结构的深层语义及“上/下”前的动词聚合来分析,“上”和“下”均可区分为“上_1上_2”和“下_1下_2”。“上_1下_1”是趋向动词,“上_2下_2”是时态助词。     

“我不再可耻地抛弃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荣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荣誉观解析

克劳塞维茨在分析界定“荣誉”与“荣誉心”的基础上，对“功名”和“功名欲”、“自尊心”和“自豪感”、“声誉”和“桂冠”，以及“耻辱”和“耻感”、“虚荣”和“虚荣心”等进行详细阐发，对“祖国的荣誉”、“政府的荣誉”，“人民的荣誉”、“军队的荣誉”、“军人的荣誉”和“统帅的荣誉”等进行了深刻论述，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荣誉和荣誉心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行政职位

建立岗位责任制,就是要明确“机构”和“岗位”(即“职位”)的关系,明确每一岗位(“职位”)的“职务”和“责任”,使得每一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职。为此,我从行政学的角度谈谈有关“职位”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职位”、“职务”、“责任”概念的涵义、确定行政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的设置及其名称应规化、科学化

①明确机构建制。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应将基层院内设机构统一确定为副局级或正局级建制。不能搞因地制宜,因人而宜,变相降低规格。 ②统一机构称呼。除办公室外,政工部门称“政工科”,反贪部门称“反贪污贿赂局”,其他业务部门一律称“科”,坚决改变和纠正“一机构多称呼”的做法。 ③更换机构名称。将“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检察技术科”重新更名为“控告申诉科”、“监所科”、“民事行政科”、“技术科”,将“审查批捕科”更名为“审查逮捕科”。同时,根据当前保护人权和公正执法的实际需要,宜将“法纪检察科”改称为“侵权渎职侦查局”。 ④精简非业务机构。基层院内设机构的设置,     

如何科学解读《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兼与陈金林同志商榷

修正后的刑法第65条“但书”规定中“过失犯罪”的表述之后是否存在“的”字,并不会导致“犯罪”与“犯罪分子”的区别;刑法第65条的“但书”对“前罪”和“后罪”均起限制作用,而不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表述对“前罪”和“后罪”均有限制作用,但“过失犯罪除外”的表述仅对“后罪”有限制作用.另外,要正确把握“累犯的本质”和“累犯从重处罚的依据”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关于司法改革的十三项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 ,影响人民法院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裁判不公”及“执行难”。造成“裁判不公”及“执行难”的原因 ,在于“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和“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和“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现行司法体制。现行司法体制是符合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 ,却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单靠法院系统内部的小改小革 ,不可能真正解决“裁判不公”和“执行难”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对现行司法体制作重大改革。应此之弊 ,特提出树立法院和法律的权威的…     

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论商法通则的立法定位及其逻辑展开

立法定位既是商法通则立法的基点和逻辑起点,亦是指导商法通则司法适用的线索和指南。从商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关系、自身属性、适用对象三方面考虑,商法通则应当是“补充法”“权利法”和“裁判法”。制定商法通则不是对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否定,恰恰是对民法典的必要“补充”和有益“完善”;商法通则的内容设计应当以商事权利为主轴和核心;其规范逻辑结构与构成要素应当符合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之要求,以便于法适用和司法裁判。在三者关系上,“补充法”和“裁判法”的商法通则是从“外部”关系进行考虑的;“权利法”是从商法通则“内部”属性来认识的;“权利法”和“补充法”的商法通则是从“静态”视角看待的,“裁判法”是从“动态”适用视角考虑的。     

交通行政违法非现场处罚研究

为了保障现代交通的安全、有序和畅通,通过科技手段,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予以记录,并以此来认定和处罚交通违法,即所谓的“非现场处罚”应运而生。建立“非现场处罚”的“告知制度,”强调“非现场处罚”的“听证程序,”遵守“非现场处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从而达到依法规范、促进和完善“非现场处罚”的目的。     

谈儒家的“德治”思想

“德”不仅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方针,而且还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资格、品质。在周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德”成了联系“天”和人间的重要枢纽。孔子的“仁者爱人”和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继承了周公“重德”、“明德慎罚”的思想。 一、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仁政” 孔子从“礼治”出发,不遗余力地进行道德说教,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他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如虎”;反对人殉,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等,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爱民思     

成要立足于“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做”与“作”二字已经被很多人混用了。当年很认真的语文教师、书报编辑、校对人员,对“做”与“作”的正确用法及其区别,为了识辨和改正,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例如正确的用法“做诗”、“做文章”、“做工”、“做官”、“做人”、“做事”、“做主”,其中的“做”是不能写成“作”的。而另有些词,如“作案”、“作弊”、“作恶”、“作假”、”作价”、“作客”、“作陪”、“作文”(做专用名词时),其中的“作”也是不能写成“做”的。如果两个字通用,有一个词儿“做作”便应当消逝。什么是“做作”呢?意思是指矫揉造作,…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

“利害关系”可以被分解为“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要素。“权益”要素的判断存在“法律上权益说”和“事实上的权益说” ,但二者在实践中呈融合之势 ;“因果关系”要素操作性不强 ,难以把握 ,在全球呈枯萎之势 ;在“法律上权益说”的构架下 ,“因果关系”有被“权益”吸收的可能。我国宜采用“权益”要素为主、“因果关系”要素为辅的模式解决原告资格问题。     

也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与问题并存 ,成绩大于问题的形势下提出的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尤其是政治道德建设 ,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内容 ;在理论和实践中 ,既要反对“法律万能论”和“法律无用论” ,也要反对“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 ,更要反对“人治”。     

《刑法》分则中的“论”、“论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以下简称分则)有关条款中“论”,“论处”和“处罚”,是三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三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论”人辞源》里解释之一是:“定罪”,《正韵》“决罪曰论”,《左传》“论者讲明之谓”。合而言之,“论”不仅是“决罪”、“定罪”,还有向犯罪者讲明之意。“处”即处罚,刑法中专指刑罚处罚。可见“论处”是定罪和处罚两个概念之和,包含着两层不同的意思“论”在先,“处”在后,先论后处。“论”为因,“处”是果,“论     

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由信息文明向数字文明社会转型跨越的大趋势,破解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网络“法福利”需求的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难题,弥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产生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浓烈现实需求及深刻国际背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包括“时势论”“布局论”“性质论”“驱动论”“融合论”“命门论”“安全论”“治网论”“体系论”“增量论”“人才论”“共赢论”“保证论”。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中国70年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伟大跨越的“行动指南”。     

中国现代人权观念的起源

纵观中国现代思潮脉络,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未知概念,它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启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当时的开明有识人士创立,这便是“人权”。康有为最先发现了“人”以及它的“客观自然存在性”和“个体存在性”,他向往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人”可以自由享受各种权利和无穷的乐趣。随后的严复和谭嗣同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阐明了“人”的自由和平等思想;梁启超将前面所有的思想相结合,给这种具有“主体性”和“公民性”特征的人定义为“新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我见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任务”、“基本原则”、“证据制度”、“执行制度”、“非讼程序规范”、“民事保全制度”以及“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等章的内容应该进行删减;应增加“人事诉讼程序”、“法律审程序”、“第三人撤销裁判诉讼程序”的规定,对“小额诉讼”和“诉讼费用”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归”和“属”的概念和使用

民事判决书和调解书中,常用“归”和“属”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意义虽然接近,但并不尽同。“归”是指“分给”,“属”是指“隶属”、“属于”,含“系”或“是”的意思。法律文书中,用“归”字,表示对财产的分割,分割前产权属谁是不确定的;用“属”字,表示对所有权的确认,是指该项财产本来就属于谁的。然而司法文书中往往出现该用“属”字的地方用了“归”字,而该用“归”字的地方却用了“属”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