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论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于严密非法证据排除体系,规定公安机关也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不仅对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取证,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及时补充控诉证据,提高追诉效率也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缺乏程序性规定,要使该规定得以落实,需要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审查机构、审查程序、非法证据证明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等方面作出合理规定。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源于刑事诉讼的一项证据规则，但是其在行政诉讼领域则缺少相应的研究。本文主要就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如何界定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从研究非法证据的含义和行政诉讼取证的特殊性入手，剖析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规则构建的基础。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新法规定,对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进行了相应修改,主要体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实体规则的完善、对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程序的构建、对非法证据庭审排除程序的规范.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日臻完善的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应当从职权分离、案例指导和协调公法三个方面调整现有的结构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应对司法实践的变化.     

检察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方式之评析

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就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用"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现有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方式能否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法,应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对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寻求实践解决及制度完善的路径与方法。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行政行为撤回简论

行政行为撤回是使行政行为失效的一项重要行政制度,与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废止、行政行为补正等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行政行为撤回的作出必须符合法定性原则,适用听证程序,受规定期限的约束,并应当承担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后果。     

行政事实行为与相关行为的比较

目前，学者们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认识比较模糊，并且经常将其与其他相关的概念混淆。为使行政事实行为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化，纠正人们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部分错误认识，文章拟将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等相关的概念进行比较，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探析

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一律不得进行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自行撤诉,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解决了行政争端,这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鉴于实务中存在滥用和解制度的倾向,厘清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探讨就非常必要。对于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探讨也可以使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有更加明确的参考标准。     

行政规划的性质探析

行政规划的性质是行政规划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正确处理行政规划案件的基础性问题。研究行政规划的行政行为本质,对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拓宽规划案件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论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功能

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对于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行政腐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的行政程序法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行政程序法制的完善和人们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其功能必将更加凸显出来。     

公安机关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界说

我国公安机关是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双重主体。准确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是明确当事人救济途径和规范公安职权行为的前提条件,需要综合运用行为主体、行为种类、行为程序、法律依据、案件性质和行为目的等标准,从程序到实体、从形式到实质对公安职权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人民法院是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权威机关,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原告不服公安职权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应当受理,并在进一步审查后作出相应处理。     

行政职能、功能、效能、效率、效益辨析

行政职能、功能、效能、效率与效益是行政学中内容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范畴。行政职能指行政组织对社会进步应起的作用 ;行政功能是系统科学概念 ,当行政组织的功能与实现行政目标一致时 ,行政功能表现为行政职能 ;行政效能则是行政组织内在能力的外部表现 ,指行政组织活动对实现行政目标发挥的有效的功能 ;行政效率指行政活动产生的效能与消耗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的比率 ;行政效益指行政活动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实际利益 ,体现了行政职能、功能、效能与效率的内在统一 ,是行政学的最高范畴。     

行政指导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指导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往往只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其原则有合法原则、效益原则、自愿原则和服务原则。虽然我国各层次的法律规范都有规定 ,但相对数量少、内容不够全面 ,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指导法律应给予救济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