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新中国初期的法治建设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关系。第一 ,许多近代法学留学生没有跟随国民党政权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原因。第二 ,近代法学留学生对新中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学教育所作的贡献。第三 ,1957年反右斗争中近代法学留学生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呻吟。第四 ,1957年反右斗争中近代法学留学生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些错误做法的批评。     

论中国法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型之必要——从以培养法学硕士为主转向以法律硕士为主

分析研究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到,在职法硕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重新定位法科研究生培养目标、转变法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调整和优化法科研究生培养结构,把法科研究生培养从以学术型为主转变为以应用型为主。这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还是法治社会建设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初步形成的应有特征。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 ,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 ,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 ,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 ,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 ,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吴经熊与东吴大学

吴经熊与东吴大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求学于东吴法科,各方面表现非常优异;二是他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并引领法学时代潮流;三是他执掌东吴法学院,将其引入鼎盛时期。吴经熊日后所取得的成就与东吴大学具有深层关系,他是近代中国著名法学教育家。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国近代法学 ,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 (律学 )之基础上诞生的 ,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对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其载体 ,传播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争论 ,传播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并就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若干规律作了分析     

振兴北洋法科,构建特色法学——对天津大学法学专业发展的的几点建议

天津大学法学专业的前身北洋法科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法学教育机构.振兴北洋法科,大力发展法学专业有利于天津大学实现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本文认为通过借鉴东南大学法学院的发展经验,天津大学应当高度重视和加强资金投入,健全学科建设和延揽名师,根据学校自身情况发展工科特色法学.     

人本法学教育观论要——高境界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模式

法科教育作为法律教育的科学模式,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法理精义。在法科教育备感迷惘的今日中国,我们一定要依以人为本的法理精义科学构建高境界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具体而言,研究中国问题、作中国文章是新理念,高素质法学人才和高素质法务人才的整合性法律英才是新目标,个性化、多样化、自主化、实践化是新方法。人本法学教育观是当代中国法治国家指导理论基建工程的重要端口,具有显明的战略意义和广阔的深入研讨空间。     

一流法学院校与一流图书馆建设

本文就中国政法大学力争建设一流法学院校(法科强校),特别是就一流法学院校需要建设一流的法学图书馆(或称为法学图书资料信息中心)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对一流的图书馆(法学图书资料信息中心)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

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论及清末赴日留学指出:明治年代(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个特征,其一教授的内容并非专门之学,而是普通之学;其二并非正式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晚清末年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大批法政人才,许多留学生负笈东渡,在东瀛日本学习法政。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本世纪的法制近代化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赴日留学法政以及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单地回顾和检讨。一、留学日本与赴日留学生1.赴日留学的背景与发端。中国政府自同治末年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当时最先前去的是欧美等国家,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成为近代留学史的开端。留学的热点转向日本是在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一战才真正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次失败对中国的震动之大,远远超过了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郝铁川编者按：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开始逐渐影响中国，结束了传统注释律学在我国法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用新观念、新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法理、法史和部门法的新法学。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学者紧密关注我国法制...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与分析法学研究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是近代学者对分析法学深入研究的主要载体。分析法学在近代法政杂志中的介述、评论以及"中国新分析派法学"的诞生与发展,充分吻合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求是致用"的宗旨,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分析法学在中国成长的生动图景。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

自《译书汇编》创办,近代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前后计一百五十余种。这些法政杂志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学术的冲击,不得不承担“救时济世”和“阐明学术”的时代使命。由此,各种法政杂志都明确定其宏旨,即昌明法学,养成法治。此种宗旨,不惟一时代的宗旨,而应是久长的宗旨。     

外国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引入和利用

在缺少现代行政法“古典史”的背景下,外国行政法学成为我国行政法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行政法学的多元化引进,是我国行政法学繁荣和富有生气的重要原因。更多地运用法社会学方法,将使外国行政法学这种可贵的学术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

中国经济法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经济法的表面繁荣到相对沉寂。从各种学说林立众说纷纭,到渐趋一致基本赞同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从单纯关注经济法基础理论到注重实用性研究;从以前苏联为蓝本创建体系到立足中国市场体制和中国实践提出新的学说理论。但是在演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危及经济法发展的倾向,如务实变成了惟实,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盛行引经据典之风反而销蚀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规范的学术批评损害了经济法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固执和偏见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建设;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结合不紧,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因此经济法研究应立足本国,自主创新,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

在现代社会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 ,应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 ,吸纳技术发展成果 ,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 ;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 ,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应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科技立法的核心理念。     

《法律科学》1999-2003年载文、作者及引文计量分析与研究

《法律科学》选题丰富 ,内容专深 ,社会反响较大 ;作者队伍相对稳定 ,诸多知名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术新秀是其作者队伍的中坚 ;编辑出版符合《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办刊特色。《法律科学》是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中高层次的学术性专业刊物之一 ,在国内同类专业刊物中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李浩培与百年中国国际私法学

19世纪30-40年代,李浩培在国内外法学名校研习国际私法,后在国内从事国际私法教学研究工作,其早期的论著反映出,一批国际法学人吸收国外国际私法学的新近发展,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思考中国的国际私法理论问题,中国国际私法学正初步形成。建国后,国际私法学在中国发展基本停滞,李浩培在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国际私法研究,并致力于翻译工作。文革后,李浩培出版一批重要论著,推动了中国国际私法学重建,获得国际学术声誉,同时留下了学术遗憾。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