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深陷赤字、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主要是变革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际制度和机构,包括推进联合国渐进改革、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等。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变革者。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也要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法治方式治理权力的经验及其启示

新加坡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发展成就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治理尤其是权力治理方面的成效密不可分:通过严格公平施政与公正司法的机制,确保公权力得到公正行使;构建权力问责机制和自律性机制,确保权力主体责任担当;以法定权力和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确保公权力运行得到有效控制与监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理权力的成功经验对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依法治权确保权力公正运行、责任法定化确保权力主体的责任担当、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代表人诉讼在行政案件中适用障碍及其突破分析

对于行政纠纷的处理来讲,代表人诉讼属于一种重要的机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缺乏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关注。立法方面针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较为粗疏,关于代表人怎样获取法院确认的规定标准性不强。实践过程中,适用案件较少,诉讼制度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有的司法机关尝试转换适用,转变为重视案件的代表性。为了防止各行其是的弊端,要强化制度统一构建。当完善制度设置时,要注意这些问题：确定标准诉讼定位,把其当作补充性机制;基于立法固化,区分适用共同诉讼以防止权力扩张;基于强化案件管理,以确保快速、妥善处理行政争议。     

从民族的民主到后民族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析论

如何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建设一种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为场域,探讨了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的机制和路径。民主需要认同,但后民族民主的认同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民族文化来培养,而只能通过宪政文化,通过公民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来培养。哈贝马斯"双轨制"协商民主制度一是通过公共领域建立起公民的跨国联系,二是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把公民与超国家决策中心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法律和制度把在公共领域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其实质是要建立起所谓的"欧盟人民的民主"。     

亚投行: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尝试

正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权力博弈,相对于权力博弈的传统思维,亚投行更应被看作是一种制度革新,是一项重要的国际金融制度创新。亚投行的规则制定并非与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完全对立,而是存在借鉴、改善的地方,中国需要推动亚投行的良性运转,使其成为中国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品牌工程、中国制度贡献的典型代表、中国国际责任的突出体现。     

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全球化、气候变化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凸显了南极治理的固有缺陷。当前，南极治理呈现权力再中心化、治理规则软法化、价值理念冲突加剧等一系列新态势。究其根源，在于南极垄断集团寻求主权优势、南极法律的“模糊性建构”、自由主义理念固有缺陷。这不仅导致南极治理陷入困境，而且为中国的南极参与带来诸多挑战。中国是南极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建设者，长期以来坚定地维护现行南极治理机制，已成为优化南极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南极和平与稳定的责任。面对南极治理新态势，中国应避免陷入地缘政治对抗，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南极国际合作，打破南极垄断集团的权力再中心化；加强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研究尤其是软法研究；积极参加南极协商会议工作组与会间联络组，优化中国的南极话语叙事。同时，通过在物质、制度、价值等方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     

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建构——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互动样式的比较研究

"农转居"社区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重点和难点,也是推进城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根据"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模型,"农转居"社区可以划分为"政府—社会互动型""政府—市场互动型""社会—市场互动型"和"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四种类型。通过四种类型对应案例的阐释和比较可以看到,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评判"农转居"社区治理成效的标准,应该更加注重社区的功能维度,即社区治理的总体安排是否与社区内在需求相契合,从而为社区善治的实现提供解决之道的"社会空间"。     

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

气候变化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存量外部性"全球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往往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却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治理"特性。它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一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正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关键变量。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组合差异,可以揭示出欧盟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构成"制度强连带",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关系强连带",以及欧洲国家与次国家之间则构成"双重强约束"。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于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打造完善的法律规范的笼子,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加强人大监督、党际监督和党内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多管齐下治理腐败;畅通民众与新闻媒体监督渠道,通过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加强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民众参与腐败治理。     

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如何用制度藩篱将公共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致出现滥用和越界,是西方国家反腐败历程中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的设计。我们要打造的"制度笼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提高"四自能力"为关键、规范用权行为为重点、扩大党内民主为保证、健全制度为根本,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齐抓共管,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与治理逻辑

固体废物的跨国转移是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污染转移机制与全球贸易机制,分别遵循环境负外部性转移逻辑与固体废物资源化逻辑。其中,前者认为国家间环境标准与制度差异、不同国家公众环境意识差异形成了废物跨国转移的驱动力;后者认为市场价格、资源需求与技术比较优势促进了废物的跨国流动,并构成当前废物跨国转移的主流范式。通过分析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运行逻辑与作用机制发现,环境逻辑与资源逻辑的竞合存在一个根本性困境,即全球贸易制度以市场公平为基础,难以充分将环境公平的考量纳入制度体系。基于此,中国应全面提升在全球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改革和制度中的积极参与,即推动完善国际公约的履行,积极参与国际回收行业标准制定,探索多种形式的固体废物处理技术转移项目,严厉打击固体废物的国际走私行为。     

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的机制演变与逻辑阐释——兼论政党对公共行政的调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实现了从行政问责到政治问责的机制演变.与之前行政问责不同的是,政治问责不仅扩大了问责对象的范围,还进一步调整了责任追究的依据.政治问责机制以党内法规为主要制度遵循、以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原则为主要逻辑依据,从考量干部对党忠诚、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政党建设角度,为资源环境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提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径.     

八国集团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霸权的视角

本文在批判霸权稳定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集体霸权的理论，认为八国集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多边战略对话与协调机制，具有集体霸权的特征，并分别从八国集团的权力优势、集团认同、成员国资格、会议筹备过程、大国之间系统性互动、大国互动的文档六个方面来分析集体霸权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金融稳定的案例，探讨了八国集团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八国集团必须进行改革，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利益诉求，才能在当前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网络空间中的政府规制与善治:逻辑、机制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政府与民众是一对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行动者。政府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奉行"大事化小"的纯粹主义;民众则采取"小事大闹"的行动策略,打破现有的秩序,将意见和诉求输送到决策层。而在网络空间日益膨胀的当今,这种治理逻辑同样被投射到虚拟的公共领域,并衍生出被动机制、互动机制和联动机制这三种网络治理的机制。但是,传统网络治理逻辑存在诸多弊端,导致政府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上存在时滞效应。因此,政府要顺应治理现代化潮流,重点关注网络空间治理的结构性主题,进而在网络主权、价值追求、网络党建、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吸纳等领域作出更好的路径选择,建构出一套立体的网络规制和治理框架体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政府的善治目标。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公共治理视域下制约权力腐败的历史叙事——《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问题研究》中的“多元反腐败体系”解读

一、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权力腐败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奉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并认为"良好"行政的体制是等级秩序化的,人员分等级,接受政府核心领导部门首脑的政治领导。各级行政人员均为技术上训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世界政治视野下的全球城市与全球治理——兼谈中国的全球城市

全球价值与多元行为体是全球治理的两个基点。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主体困境时期,承载全球价值的全球城市成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要行为体。全球城市遵循其发展轨迹,在三重维度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支持上,以经济和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政治实践供给全球治理;制度建设上,建立网络联盟并贡献制度化解决方案;规范引导上,塑造公共精神和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崛起中"的中国全球城市,它们通过共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共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经验制度和共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精神气质,努力实现中国全球城市的自我表达,进而为丰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