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超越朝核与“萨德”的综合考量

朝鲜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搅动了东北亚局势,美韩借此蓄谋部署"萨德",严重增加了区域紧张,导致了区域失衡。朝核与"萨德"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这一缺失主要源于朝鲜半岛政治经济结构的两大矛盾:"安美经中"的二元结构分裂与竞争;"南融北斥"的南北结构失衡。构建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概有三个努力方向:力推美朝与南北关系正常化,构建中美朝韩四国外长会晤机制、中美朝韩四国首脑峰会;力推朝鲜半岛无核化,签署和平协议,构建中美朝韩共同治理和平委员会;力推半岛南北平衡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促成中朝自贸区。进而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性整合平台,即中美朝韩四国共管的朝鲜半岛区域合作组织——"跨半岛联合体"。"跨半岛联合体"不仅面临区域公共产品构建的共有困境,同时面临东北亚秩序的特有困局,若要破解这些困境,中美需将"新型大国关系"机制化、推动双边同盟体系转型和构筑"共同外部威胁"意识,同时借鉴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等模式,组建一套完备的"跨半岛联合体"体系,以共建、共享朝鲜半岛安全、和平与发展。     

TPP冲击下亚太新秩序整合的中国对策

为了振兴经济,国际协定成为克服语言和文化等障碍促进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通过放宽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约束促进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和商务。不同国际协议成员之间的交错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竞争和牵制,格局形势日趋复杂化,TPP的产生使得错综复杂的亚太地区国家关系中增加了新的选择。面对TPP形成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应架构自身的国际经济政治战略部署,在不同方向延伸和拓展,通过战略性经济带扩充贸易发展空间,增强区域的国际领导力。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开拓和加宽国际交往和合作的同时,增强创新能力和发展自身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才是根本。国强民富的经济实力最终必将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     

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TPP到“一带一路”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已呈现出TPP与RCEP双轨竞争格局,亚太地区面临着被割裂的风险。为弥合亚太区域架构制度性分裂、防止"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继续恶化,降低贸易成本,中美两国有必要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合作推动亚太自贸区和G20全球基础设施合作框架,包容性的国际治理体系将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其治理过程中很难阻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同国际层面气候谈判的滞缓进展相比,跨国城市网络以一种更为灵活的自主组织性行动来克服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引入公共经济学中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CP)为例,分析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即跨国城市网络主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低授权性、高包容性、公共产品易私有化性、网络杠杆性)和社会资本网络化(高社会资本性、网络知识共同体、内部基准治理),实现了在外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内部的有效激励、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同时促进了网络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为气候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的逻辑产物及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时代需求。开放性是"一带一路"的根本属性,既体现了倡议的价值指向与核心理念,也折射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主义情怀。其现实逻辑包括理念根基、路径支撑和价值目标三个维度。"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包容,是一个文明交融、义利相济、制度兼容的跨区域开放性大框架;"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合作,致力于打造包含互联互通新体系、金融合作新平台、国际关系新理念、全球治理新方案等要素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着眼于开放发展,是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深化改革开放的内生需求和开放发展理念的国际化呈现,体现了历史经纬、现实需求与未来愿景的交汇统一。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跨政府网络与G20的治理模式

本文试图从"跨政府网络"的角度探讨G20的治理模式,分析G20治理的动力、方式和成果.在世界面对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两大挑战之际,作为全球治理核心的G20通过跨政府网络的治理模式,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规则制定者和政府官员搭建了对话和非正式协调的平台,进而通过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实现对相关议题的治理.以"跨政府网络"为基础而达成的自愿性协议及公报,克服了需要长期谈判及国内批准的条约模式的限制,反映了G20在应对全球问题时的灵活性及迅速调动资源的能力.     

亚洲安全新格局的历史性建构*

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的金砖路径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错位日益严重,在"新兴国家"的共同身份与追求金融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的双重基础上,金砖机制以国家组合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向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安全治理格局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在全球层次,金砖国家以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机构为框架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并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在区域层次,金砖国家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金砖外汇储备库等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制以深化成员国内部的金融安全合作;在双边层次,金砖国家通过本币互换等形式提升货币安全。金砖国家金融安全治理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机制作为保障。然而,金砖机制中存在着成员特质差异、政治嫌隙明显、议题实施艰难、国际风险巨大等诸多障碍,使其在内部难以避免制度性缺陷,在外部难以保障金融安全,这就需要金砖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加以克服。作为金砖机制的主导国,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外交新发展的历史阶段,需要借助金砖平台以展示实力、阐明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也能为构建治理水平更高的金砖金融机制做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模式探析

随着安全地区主义以及安全区域化的发展,区域安全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程,这实际上是全球安全治理在局部地区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区域安全治理介于全球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治理之间,是地区公共与私人部门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来管理地区安全问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消极参与者逐渐进化到了现在的开始扮演积极建构与主动塑造者的角色。迈入新时代后,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动力与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倡导亚洲安全观,以及推动加快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创新与治理体系变革,发展出了"多元协作共治"模式,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主要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安全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原则、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目标等方面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并与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通过理解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有助于强化区域安全治理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推进中国式安全治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双边与多边：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的演变

本文将基于东盟与欧盟区域间的合作，分析和讨论东盟与欧盟间关系的演变，试图从理论上来解释东盟与欧盟如何通过双边和多边共存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对国际治理结构起到作用，以及区域间合作所形成的组织机构如何行使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责任或成为跨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

传统公共产品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其研究也主要是以"霸权稳定论"为逻辑基础,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与维护中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可以为国际安全及地区安全保驾护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霸权供给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寄生"逻辑,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上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更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产品"或是一种私人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依霸权而生的主体性行为非但维护不了霸权式供给模式的有效性,还极易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出现供给缺失,或干扰其他供给模式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当前这种霸权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多极化实践活动的思维需求,在多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急需处理好"主体性与共生性矛盾统一的问题"。而"共生"思维则既看到了关系间的互斥性也看到了其互利性,"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共生安全意味着安全的目标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和平"走向"公平""正义"。在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需要在规范和实践上改革和创新供给产品和供给体系,在建制、改制、创制上与时俱进,填补供给缺位问题,最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局面。     

跨界旅游合作的有效性研究——APEC、ASEAN与GMS比较

跨界合作是当今区域旅游发展的潮流。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菲尔—加罗德提出的跨国旅游合作驱动因素为分析工具,对亚洲3个与旅游合作相关的跨国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进行经验性验证,通过对比分析发现,GMS战略明确,合作网络详细且覆盖广泛,合作框架的构建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区域旅游合作的新模式。GMS的成功经验表明,构建长效的合作机制将为跨界区域旅游合作富有成效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改革新动向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斯诺登事件"以来,国际社会掀起新一轮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热潮,治理改革进程呈现出一些新动向。传统互联网治理"阵营"出现新变化,一些有着潜在重大影响的新阵营正在形成,或对未来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治理领域政府主体的作用得到提升,尤其是政府间治理平台发展快速,但其力图发挥实际治理功能的目标面临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国际化视为打破美国垄断网络资源、重塑治理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但鉴于美国政府的强势作为,ICANN国际化前景并不乐观。中国作为网络大国,受各种因素制约,在现有互联网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有限。如何把握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大势,切实提高治理进程参与度,提升国际影响力,需要深入思考,认真谋划。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与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转型

随着2003年10月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启动,东盟框架内的东南亚多边防务合作迅速兴起,这推动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出现东盟化和规范化的重大转型。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的东盟化主要体现在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相继启动,并不断向东盟制度化和务实行动化发展,形成区域、跨区域的多层次互动和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多轨并行的"东盟中心性"区域防务合作架构。东南亚多边防务外交的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区域治理"东盟方式"的组织规范和区域安全治理"综合安全方法"的安全规范,形成一套特色鲜明并与多边防务务实合作及具体行动的实际需求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包括不结盟、不干预、非武力、非强制、无约束力、协商与共识决策以及非传统安全和民生导向等,推动了更务实的"东南亚防务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