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脸识别刑法规制的限度与适用——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指导案例为切入

如果国家无意用刑法手段规制公权力组织滥用人脸识别的现象，那么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对于个人滥用人脸识别的行为就必须慎用刑事制裁措施。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主要强调的是刑法的补充性，它必须受制于刑法的独立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通过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来捍卫信息所承载的人身、财产权利。它是一种具体危险犯，只有对人脸等个人信息的侵犯足以危及人身、财产权利，才可以发动刑罚权。单独的人脸信息如果没有姓名等其他信息，很难对自然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实质损害。在涉及人脸识别的相关犯罪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财产犯罪都不能进行数罪并罚。通过人脸识别骗取财物，机器不能被骗的理论应当被扬弃。法治必须对数据利维坦保持足够的警惕，对人脸识别的规制主要依赖于其他法律体系的治理，刑法应该保持必要的谦抑与节制。     

浅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立法完善之探讨

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立法完善之探讨赵秉志，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作为一类犯罪的总称，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地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权利，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公民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劳动权利、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和婚姻家...     

论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不仅是公民人格利益的体现,其身上还承载着工具价值甚至是商业价值,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势必会给公民个人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利益、基本人权,也违背了我国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伟大进程,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刻不容缓。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仍旧以间接保护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勉强的保护,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仅有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定也是作用有限。在这样一种立法现状下,本文倡议通过建立以基本法、专门性法律、刑事法律为构架,通过不同层次和功能的法律对个人信息予以不同方位的保护,以期形成系统性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完善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刑的立法构思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该行为通常有冒用型、擅自使用型、伪造、变造型三种客观表现形式。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可行性。《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囊括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这一新类型，不宜再单独为其设置一个新罪名。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内部，宜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单独作为一款加以设置。在罪状方面，应当明确前置规范的范围、非法使用行为的边界以及罪量上的要求。在刑罚方面，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定刑应适当高于非法提供、非法获取两种行为类型。     

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浅析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人权保障制度——从死刑相关规定角度分析

死刑,是现行刑罚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手段,它不仅严厉惩处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也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但同时死刑也剥夺了公民最为宝贵的生命权,使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死刑一旦被执行便不可避免的侵犯了被执行者的人权,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却也力争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罪犯的人权。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中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增多,同时还牵连出不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刑事司法解释应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条款的具体内容进行合理化设置;同时对一定程度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和制作、伪造信用卡的行为独立成罪。对于在整个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中所涉及的处置公民个人信息的电信、金融机构有关工作人员应按照中立的帮助犯理论,视具体情况分析处置,一般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主观无罪过或过失(无罪)、间接故意(不起诉)与直接故意(定罪处罚)三种情形。网络电信诈骗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应予数罪并罚。     

一份基层检察院的职务侵权调查

调查背景:2004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同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决定从2004年5月到2005年6月,集中一年时间,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人权犯罪的专项活动,重点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等5类侵犯人权犯罪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由此展开。至2005年5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773件,4645人,其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1204件,1751人。起诉1924人,法院…     

从人权保障角度浅议反腐败制度建设

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引入宪法,人权是法治社会的基础。腐败问题从不同程度上侵犯了每个平等公民的人权,本文从腐败的定义、腐败犯罪威胁和妨害公民的人权、以法治惩治腐败、保障人权和树立国家法治理念、培养公民人权观念这四个方面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腐败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犯,正犯合法之时共犯亦可能违法,正犯违法之时共犯亦可能合法,因而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在该说看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属于独立罪名这一意义上,具有正犯性,而在只有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才能成立犯罪这一意义上,又具有共犯性,因而是一种介于正犯与共犯之间的"混合归责模式"。这种理解虽然看似违反形式逻辑,但其恰恰是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忠实解读,且完全符合司法解释主张原则上应从属于正犯犯罪,但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可以仅从属于正犯实行行为的态度。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相应的刑罚制度严厉程度也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活动仍比较猖獗,犯罪化程度较高。这种现象表明,仅依靠严刑重罚的方式难以实现防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目的。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应从协调统一民刑法不同法律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罚结构以及保持知识产权犯罪行政打击的常态化、高压态势,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等方面入手。     

规范与进路：预防本位下刑法禁止令之定性

刑法禁止令已在我国《刑法》第38条和第72条中得以规定,但禁止令的性质并未在立法层面上进行准确界定,司法实践和学界对禁止令性质的认定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规范和本体的维度考察,刑法禁止令有别于刑罚、保安处分、行政制裁措施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根据刑法禁止令制度创设的目的和刑法解释的内在逻辑,对刑法禁止令性质的界定应回归到犯罪预防本位,并在预防本位下将其界定为一种限制性的犯罪矫治和预防措施.在预防本位下,人权保障机能、必要性审查、假释中的适用是刑法禁止令的应有内涵.     

从“百度文库案”窥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纠结——兼评2011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年《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但《若干意见》在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解释中仍然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纠结，立法层面的规范纠结必将使得立法意图无法实现。解开纠结的路径应为：在主观方面，提高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即只要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他人上传侵权作品的网站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就推定其明知他人上传的作品侵权并利用；在客观方面，将“利用他人上传的侵权作品”涵盖在“发行”的外延中。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经济犯罪中死刑生命空间的多维思考

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置尚有一定的生命空间，但更不应忽视的是其生命空间的萎缩性与内部的不和谐性。死刑在经济犯罪中的存置经历了一个由广泛扩展再到适当限制的嬗变过程。其存置在价值层面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孕育了不合理性的基因；传统刑法文化对实定刑法产生了根深蒂目的影响，重刑、泛刑、死刑以及宗法文化的发达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刑法文化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与冲突。而传统文化的惯性对一国的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废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社会偏重伦理学角度的“性善”与“性恶”的人性之争，还是西方社会偏重法哲学角度的“理性”与“经验”的人性之争．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经济犯罪中不论是主张存置死刑抑或还是废除死刑，均有支撑其存在的人性基础。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构建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裸奔"不仅侵犯个人私权,也对社会安全治理构成了威胁。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实体法律规范的碎片化以及保护模式的体系性欠缺致使其保护机制存在掣肘。针对个人信息网络侵权频发的现状,应基于诉讼主体与权利主体互相分离的逻辑起点,围绕起诉主体范围、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多维面向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中呈现出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拘役)的微罪类型,这在我国刑罚结构明显趋重的刑法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我国刑罚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使微罪在司法适用中受到了质疑,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微罪的正当性建立在法益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在立法设计方面,微罪入刑应当严守“非实害犯”的界定,并以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对刑事可罚性予以限制;同时应配置轻缓化的处遇措施,注重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司法适用方面,微罪一律起诉、一律判刑的思维不可取。为实现个案公正,应当充分发挥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并激活我国《刑法》第37条定罪免刑条款,以达到微罪的轻缓化处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