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

全球化时代，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加速。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本文将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以及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的遮径。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实践中承认法律移植已变成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本文探讨的关键不在于法律移植本身成立与否,而在于应当如何移植,如何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习惯、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法律移植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一直在进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为现实、最为紧迫的任务。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原因、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提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有效措施：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必须要研究当前法治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否正确必须要用当前的法治实践来检验。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论我国社会转型对法律治理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它对法律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法律与社会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完善法律治理措施,才能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     

全球化语境中的法律本土化及其中国应对

全球化之形成得益于人性、技术、制度与政治环境等基础,当代法律发展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语境.法律移植是后发国家学习先进法律的必经之路,而法律本土化考量的是移植来的法律如何与本土社会相结合.面对法律本土化问题,中国的立法者需要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和所移植法律在母国的产生和实施状况,并遵照法律的内在规律,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实现创造性转化.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法律程序正当: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利益平衡的基础

2011年初,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里程碑式重要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要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改革进程中的重重难题,构建和谐、法治、人道的司法环境,不能仅靠正当法律程序的程序文明和法治文明.但毋庸置疑,侦查领域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是与刑事司法改革最具相关性的问题之一.在我国现行侦查模式下警察侦查活...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话语权的提升——第二届“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国长期处于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先进制度的状态和处于法治输入国的地位当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巩固,这个法律制度体系必然是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制度体系的背后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更需要中国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作为支     

论西方法治对中国法传统的“异化”影响

法治非建构之物,中国在选择自己的治国路径时不易简单移植西方法治,因为西方法治与中国固有的法传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向,而法治的移植恰恰会引导中国偏离自己的路向,走上一条异化的道路.因此中国社会与法律变迁应该更多地尊重中国传统,恢复并重建中国人自己的活秩序.     

论法律对话的模式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法律对话是法律交往的基本形态，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前见歧义的意义共识。法律对话是在一定的模式下实现的，以全球化为界，前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对话模式主要有自我继承的法律对话模式、交往移植的法律对话模式和法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在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提出了新型法律对话模式，即善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这种法律对话的模式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契合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全球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因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法律对话模式的发展方向。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共通法治的建构

本文借助于全球化背景下新法律与发展运动的视角，通过考察对东亚法律发展历史阶段，探讨实践中的东亚法治的既有成就与缺陷。其后，本文在总结东亚所面临挑战与问题的基础上，着眼于东亚法律文化和社会治道的会通与创新，提出若干可行的思路。     

法律移植问题探析

法律移植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家法律完善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本文首先对法律移植基本概念、基本形态进行概述,对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归纳,从清末、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主要法律移植的途径和措施进行总结,并从广泛比较,择优移植、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从法律移植的方向、移植过程及法律移植中出现的不适应阶段分析了我国法律移植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最后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对当代法律移植方面的新思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法律移植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     

诚信体系建设法治保障的探索与构想

诚信体系建设覆盖社会各领域,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构建诚信社会,需要把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将法治保障置于根本性地位。当前诚信法治保障建设中,既有观念性障碍,也有体制性问题;既有现行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基础性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促进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规范化、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