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动态反馈分析——以“限塑令”为例

以"限塑令"这样的环保公共政策为例,运用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的制定、传达、执行及反馈四个环节,对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结合系统动力学基模理论,刻画了政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对象和政策本身四个子系统偏差制约环保公共政策实效满意度的增长上限基模。为了促进环保公共政策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产生良性循环,提出了四点建议,以期为环保公共政策良性运行助推基础力、内生成力、推进力、外生成力。     

影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因素分析

西方政策科学家提出了许多政策执行的模型,对我们分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方案本身,政策资源、政策执行者、目标群体等,相应于这些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再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政策本身、政策资源、目标团体以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几个方面对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及其强化

权威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主要来源于政策制定主体的合法性、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策执行方法的适当性。在我国目前的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普遍存在,其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执行中的权威缺失。为此,我们需要从提升政府等社会公权力的合法性、强化政策公正合理的价值追求、确保政策制定程序的民主参与、加强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几方面来维护政策执行权威,使政策执行顺利进行。     

政策执行的组织视角

如何解决政策执行失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学者和实践者的难题,在众多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中,组织变量应该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政策的实施者,不仅组织成员构成、组织结构等都对政策执行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政策本身的特点也对组织如何实施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一周网谈

本周,抗震救灾仍是网上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网民的主要注意力已转向了有关灾区重建的话题;因限塑令开始执行,有关限塑政策的利弊再次引起网民热议;此外,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再次用所谓人权状况干涉中国内政的回击,网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强烈支持。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

文章主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差的机制性根源。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策本身的诉求相比,既有偏差,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差异性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以指标考核为标准的政策执行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只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实本身负责,但指标本身又无法穷尽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序列,这一序列与中央要求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决定政策实践的好坏。这些因素都是在当前的政策执行体系中无法消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政策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期性,呈现出"软政策执行"特征。这一特征摆脱了旧有的关于央地之间始终处于"收死放乱"循环的成见,还原了政策执行偏差悖论的客观存在,有效地解释了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     

关于近年来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述要

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实效与政策预期目标的背离。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政策执行形式有附加式、照搬式、象征式、选择式、替代式和抵制式。政策执行编差产生的原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外在环境。对于政策执行偏差的治理和防治应着重于这样几个方面:提高公共政策素质、提高执行主体素质、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执行问题探究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而公共政策执行已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党和国家行使其职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当前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是政策执行信息渠道不畅;政策执行各方面的利益不协调;政策执行监控不到位;政策执行人治现象严重,责任追究缺乏等。如何改进政策执行,可采取相应对策,即开畅公共政策执行的信息渠道;实现政策执行的各方面利益的整合;加大政策执行的监控力度;加强法治,建立政策执行的追究责任制度。     

民族乡政府执行力的意蕴与纠偏

民族乡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上存在无力执行、不力执行、过力执行和费力执行四个执行方面的偏差。民族乡自身管理体制的不顺、政策执行环境的特殊性、公共政策与民族乡发展需要的不适应性及现有法律法规的制约成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提升民族乡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包括增强民族乡的“民族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可执行性、理顺政府的外部体制关系以及完善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     

政策执行失灵与执政能力提升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政策执行失灵对党和政府领导发展的能力、推进民主政治的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中的“寻租”等腐败现象、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流失、政策执行机制的制约和执行“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克服政策执行失灵、提高执政能力的路径,主要依赖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和发挥民间组织的桥梁作用等。     

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的公共政策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潜在很多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风险因素,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环境三方面对公共政策产生的风险影响,针对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识别和风险分析,以期达到有效地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目的。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

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定和选择的用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规划或方案。在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中,政策执行是一个关键而又十分重要的环节,常言道:“良法美策贵在能行”。政策执行的好坏,关系到政策内容的实现以及政策效果的程度。如果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当,非但未能解决原有的公共问题,而且会使原有的问题更加恶化,引发新的危机。本文试图就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进行分析,来探讨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政策执行障碍中利益因素的分析

政策执行障碍由多种因素造成,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以找到解决政策执行障碍的方法.本文从利益因素入手,分析了政策执行与利益的关系和利益矛盾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从而为解决政策执行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与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多种风险因素 ,如政策合法化程度、政治目标的弹性限度、政策执行信息的非完备性、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性和目标团体的影响力 ,等等。针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风险因素 ,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提升政策合法化程度、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从而增强政策执行的风险意识 ,降低政策执行风险 ,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难问题对各级、各地政府而言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政策执行难的四大类原因:一是政策“先天不足”,质量不高;二是执行政策时投入资源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三是执行者无意或故意曲解政策;四是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接受度不高。解决政策执行难的对策,一是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策质量,避免出台有“硬伤”的政策;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环境,避免单兵出击;三是合理兼顾政策调整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长远利益不受侵害;四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使政策执行打折扣;五是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政策对象愿意接受政策,避免政策对象“不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