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四重意蕴

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具有四重意蕴：一是整合性意蕴,是对既有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尤其是哈特和德沃金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总结和整合;二是超越性意蕴,哈特和德沃金将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对立起来,而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则将这两个维度统一起来;三是反思性意蕴,他将现代法律理解为行动系统,是建制化和合法化的统一,揭示出现代法律的实质是“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社会媒介”,法律之“应该”最终体现在法律之“是”上;四是批判性意蕴,哈贝马斯只是在“程序”这一维度上作出了自己贡献,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应该是哈特的“形式”、德沃金的“内容”和哈贝马斯的“程序”这三者的融合。     

我国聘任制下高等学校与教师法律关系的模糊及成因

本文先对中国高等学校教师任用制度的历史进行简单回顾。再论述聘任制下高等学校与教师法律关系模糊的几个方面,进而得出高等学校与教师法律关系模糊的成因。笔者认为,要解决聘任制下高等学校与教师法律关系模糊性问题,首先要明确高等学校聘任教师政府授权的行政行为还是高等学校的自主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究竟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本文指出,造成二者关系不清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聘任制推行的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放权和市场效率规律之间存在矛盾;高等学校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办学自主权和政府行政部门对高校办学干预之间的矛盾。     

程序主义法范式对合法性的重构

法律的合法性主要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其内在的有效性与事实上可被遵守的事实性的一致,而现代法律其事实性的强调以及法律规则本身的正当性缺失引起了法律合法性的困境,合法性追问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缺失状况的担忧与思考,哈贝马斯利用交往行为理论重构了法律合法性,并提出了程序主义法范式作为解决方案。     

法律因何合法、怎样合理?——法律商谈论语境中的考察

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法律合法性和合理性论题,但由于其经验主义取向和价值无涉立场,只能得出实证论结论,即法律合法性就是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或法律被人们所实际遵循,形式法律就是合理性法律。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合理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是否合法的根据并不在于它是否实际有效,而在于它是否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为前提要件的法律商谈精神。法律的合理化要旨在于将体现对话商谈精神的合法性法律要求进行具体社会实践式的兑现。     

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解决法律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尝试

通过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与当代“福利国家实质法”两大主流法律范式的分析、解剖,哈贝马斯指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法的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必须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合理的民主程序即沟通程序的建构,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通过平等的交往对话,实现法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下)——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经济法的系统间整合功能——基于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

哈贝马斯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论证了法律充当社会性整合媒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为经济法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我们据此可进一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与经济活动系统之间的交往媒介,既是一个不断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法律规则的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协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冲突、促使两者交流和沟通的行动系统。正是因为经济法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功能,使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经济法实现其系统间整合功能的路径,在于完善为协调两大系统的语言冲突和价值冲突所需要的各种程序建制。这种关于经济法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论解说,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     

风云书签

《法辨》著/梁治平出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作者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在于证明中国的法律与西方的法律在概念上的内涵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法律就是一种刑罚的成文规定,进而他认为这样的法律文化在现代社会是不行的,是必须要淘汰的。     

试论古代法与传统法的关系——兼析中西法传统在近现代演变中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法”的概念的阐述,论证了“古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作者认为古代法是静止的、并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而“传统法”则是人们对以往过去了的法律及法传统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传统法是古代法与现代法之间的桥梁,是流动并仍在不断变化着的。甄别古代法与传统法之间的关系,其学术意义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并对法的演变规律进行理论探讨;现实意义在于自觉地把握传统法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以便有意识地“激活”传统法中的有益因素,使法律更完美地体现优秀的民族精神。     

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论的逻辑分析

霍菲尔德,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以对法律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而闻名于世。他认为,法律中最基本的概念“权利”和“义务”至少可以分析为下面8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权利、无权利、特权、义务、权力、无权力、豁免和责任。霍菲尔德的分析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而且对美国财产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论有一些介绍,与其他的介绍性文章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用逻辑的方法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八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诠释学视野中法律的意义

本文从二十世纪哲学主潮之一———诠释学哲学的原理出发 ,探讨了法律的意义问题。文章认为 ,法律的意义存在于自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中。正是在此种关系中 ,形成了自治体之间具有法律内在要求的意义联系。在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以诠释学的观念阐述了法律的本体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 ,文章对法律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意义冲突及其救济方式从诠释学视角给出了答案     

“公司人格否认”辨

通常所谓公司人格否认,不仅称谓上辞不达意,且在逻辑上含混了公司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两个概念。对其予以解构、整合：划分为公司人格否认、公司人格“个案”否认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个案否认三个层次,将其归属于相应的法律范畴,分别设定条款并安置于恰当位置,从而既使概念清晰准确,又可节约制度移植和立法成本,而且利于贯彻执行。     

论“基本法律”和“法律”的性质和地位——质疑《立法法》第7条、第8条

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均作了规定,但都没有明确界定两者的范围与界线,致使两者的立法权限和关系模糊,位阶不明确,这与法制统一原则相悖。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来源、性质、范围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两者的立法权在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由此说明“基本法律”与“法律”在性质、内容范围及其效力等级上是不同的,并指出《立法法》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Legal Validity, Acceptance of Law, Legitimacy. Some Critical Comments and Constructive Proposal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irst presents a critical account of some basic views of Habermas' Discourse Philosophy. He points out some difficulties inherent in notions such as valid justification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in the notion of ideal form of discourses, and in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Secondly, he focuses on Habermas' conceptions of validity, acceptance and legitimacy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institutionalism. In particular, (i)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abermas' definition of legal validity is unclear and unrealistic; (ii) the author stres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cceptance and acceptability; (iii) Habermas presupposes harmony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postulates, but the present autho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between autonomous popular decisions and human rights which must be resolved by methods of discursive democracy; (iv) criteria for acceptance of law cannot be fixed by a stipulative definition, but are in social discussion; (v) legitimacy is not an objective feature of valid law and presupposes an evaluation based on our political convictions.     

Undoing Legal Violence: Walter Benjamin's and Giorgio Agamben's Aesthetics of Pure Means

Giorgio Agamben calls for a 'playful' relation to law as a way to counteract its inherent violence. Such a relation would prevent law from functioning as a means to an end, instead treating it as a 'pure mean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Agamben's proposal and of the concept of pure means, arguing that both implicitly draw on a Kantian model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outpatient commitment law: Kendra's Law and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assisted outpatient commitment laws (OPC), with specific focus on New York's "Kendra's Law" through the lens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TJ).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offers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outpatient commitment, and the concept of the "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considers pertine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ooks at OPC's controversial relationship to forced drugging. Here, the civil libertarian critique is briefly considered, as well as the MacArthur Research Network research. Finally, the author looks closely at Kendra's Law, providing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law itself, and identifying some "pressure points" and pivotal issues, and considers the TJ implications of Kendra's Law, to determine how it "fits" into the public's "take" on all of mental disability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