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     

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对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些中外学者认为,受中美互动影响,未来亚太新格局有可能呈现新冷战格局、二元格局、陆海分治、共同领导、协调合作、中美共治六大趋势。由于中美在亚太经济、安全等领域各具优势且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中美协调合作将最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新格局的未来趋向。中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何种亚太新格局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适当采用议题联系战略,对于中美关系平衡十分关键,中美协调合作的亚太新格局将在中美理性互动中逐渐形成。     

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继凸显.持续增长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度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矛盾.由于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博弈加强,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管控分歧、促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因此,务实合作成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亚冷战”：特征、成因及中国的应对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美关系正走向一种“亚冷战”状态,其特征是战略互疑增长、竞多于合、敌大于友、表里不一、双边关系频现紧张、危机管控常态化等。中美实力差距明显缩小但仍严重不对称、美国“重返亚太”突出其对华“接触＋遏制”总体战略中“遏制”的一面、两国利益深度交织的相互依存等因素驱动中美形成“亚冷战”关系。中国应积极应对未来中美“亚冷战”仍将持续的局面,力避中美“亚冷战”滑向新“冷战”。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美国对华威慑与胁迫及中国应对

威慑与胁迫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后者比前者更具进攻性.“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重要的“外交遗产”.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在钓鱼岛、南海、网络安全、朝核及伊核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威慑及非武力性胁迫.总体看,这些手段尚属轻度强制,与近年美国对俄罗斯、叙利亚、朝鲜和伊朗的严厉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有显著区别.在中美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两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在缩小.未来如果美国对华加码威慑和胁迫,中国可以更积极有效地应对,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将增加.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他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中美长期关系的两根支柱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政府和各界人士都认为,中美两国要发展稳定合作关系就一定要扩大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这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中美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际战略、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等很多方面不同的两个大国,两国间的重大不同甚至矛盾、分歧将长期存在.因此,中美关系要长期稳定发展、建立新型大国合作关系,就不能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而同时应以不敌对、不挑战、不威胁和不反对对方重大利益和主要方面为基础.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确立和依据这两大支柱,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和发展,真正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合作关系.     

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日益频繁,并已取得重要进展.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气候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影响中美合作的深层原因,探讨了中美气候合作对全球气候制度构建产生的可能影响以及两国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本文发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经历了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当前,中美两国合作具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围绕联合国谈判的核心要素达成共识;第二,聚焦主要排放源务实开展功能性合作;第三,“包容性”合作重在吸引地方和私人部门.中美气候合作增强的原因不仅在于以国家形式呈现出来的共同利益,更取决于关键利益集团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是适应世界各国广泛构筑气候联盟的大趋势.中美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其影响逐渐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两国开始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强有力的“共同领导者”.     

贸易战背景下的中美能源博弈与合作北大核心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中美能源合作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合作不断减少,博弈不断加剧,中美能源关系面临全面恶化的风险.从根源上看,中美能源博弈的加剧是因为两国在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利益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而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和对华发动贸易战则分别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目前,中美能源博弈加剧,但合作的基础仍存,尤其在能源贸易和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的潜力.从长期看,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携手能源转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必由之路.当前,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采取各种举措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努力使中美能源关系重返合作路径;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美能源可能发生冲突的最坏准备.     

第十一届中美高级别安全对话会在我院举行

<正>6月12日,由我院和美国东西方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中美高级别安全对话会顺利召开,来自中美两国的近30位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全球热点问题等进行专题讨论。苏格院长出席开幕式并参加部分议题研讨。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美国智库就本国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战略主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存在着偏差,而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认识不同;两国对"大国"概念理解不一;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分歧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共同扩大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促进民间交往。     

南海问题与中美新型双边军事关系的构建

南海领土争端非常复杂,与海上优势和领土主张有关的新利益和竞争背后存在战略动机。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过去十年间南海保持着相对和平,但是复现的争议及潜在的冲突升级除了凸显各声索国之间的角力外,更反映了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领土之争上升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博弈。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互动,特别是两军愈发频繁的海空相遇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或事故,因此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双边军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中美两国在南海附近的相遇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的亚太同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的双边军事交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低互动性以及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考虑到南海作为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其潜在的海洋资源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美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并且建立管理危机的机制,这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有重大的政策启示。     

RCEP签署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中美博弈长期化、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并肆虐全球、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形势下,发展滞后的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进展.继2018年3月亚太11国达成CPTPP后,2020年11月该地区15国签署了RCEP,"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即将建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力.RCEP与CPTPP是目前亚太地区已成型的两大FTA,今后其如何发展演变,关涉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前景.追踪RCEP动向,分析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政治影响,尤其对亚太自贸区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1992年11月11—13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研讨会。来自中俄两国的50多名专家学者,就冷战后的世界和亚太形势、中俄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     

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及其启示

本文中所谓的“游戏规则”是指:中美两国经过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各自吸取教训,为控制冲突、防止战争、保持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逐步磨合出一套心照不宣的规范,从而理性地处理和控制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游戏规则有其产生的基础与条件,并具有隐含性、有效性、从属性、现实性和对等性等五个特性。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加强信息沟通和传递构成这一游戏规则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政府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所有重要政策宣示中,对俄罗斯都不置一词。美国学界则建议拉拢俄罗斯,双方建立起“太平洋伙伴关系”。在俄罗斯看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是在美国政治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俄罗斯学者建议俄在中美之间平衡摇摆,适度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为自己谋求有利地位和最大利益。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希望较为渺茫。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关俄进行经济特别是能源合作存在一定前景。美俄结构性矛盾不消除,两国有限的合作只能昙花一现,两国的亲密也是貌合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