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格局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的交汇区,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地区格局的走向,同样,地区格局的演变也影响着中美关系。未来,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既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但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战略取向的冲突。美国将追求维持其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实现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中国坚持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完全平等的方式与亚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这种理念差异和政策取向将对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产生影响。     

中美关系前景以亮色为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攸关双方的全局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定将上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随着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两国潜在的对抗因素减弱,合作、协调增强,未来相互关系以稳定、良性互动为主的基调将愈益强化和恒     

中国美关系前景以亮色为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攸关双方的全局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定将上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随着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两国潜在的对抗因素减弱,合作、协调增强,未来相互关系以稳定、良性互动为主的基调将愈益强化和恒定化.中美关系的这种走势特点是由下列三大关键因素决定的.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来回波动。那么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国之间目前的战略竞争到底是长久之势,还是仅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的短期现象?本文以战略互动和利益平衡为分析视角,认为40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可以划分为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方和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起伏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始终并存着一对"互斥"的利益集群,中美关系正是以战略安全为主的消极利益集群和以经贸依赖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相互平衡的结果。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战略安全的消极利益属性日趋明显,中美战略竞争将趋向常态化,竞争的广度和重点领域的深度都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经贸依赖、反恐、防扩散和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的积极属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对中美关系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很难在短期内滑向全面战略对抗甚或战略冲突的境地之中。     

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     

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TPP到“一带一路”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已呈现出TPP与RCEP双轨竞争格局,亚太地区面临着被割裂的风险。为弥合亚太区域架构制度性分裂、防止"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继续恶化,降低贸易成本,中美两国有必要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合作推动亚太自贸区和G20全球基础设施合作框架,包容性的国际治理体系将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中美在"西线"的战略关系分析

"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呈现东西两线互动的新格局。较之于"东线"(即东亚沿线),中美在"西线"(即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沿线)的利益交汇超过分歧,合作多于竞争。这为两国继续通过合作来满足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确保能源安全、维护地区稳定等共同利益需求,进而利于双方战略关系全局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双方在"西线"已初步形成相互竞争的客观态势,且各有优劣。未来关系的发展仍取决于一些重要因素。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美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更加关注,显著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亚太优先"。自奥巴马政府伊始,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大体延续了这一态势。在战略环境评估方面注意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提升、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调整等因素;在战略利益方面关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在战略资源方面关注美国自身实力、盟国与伙伴、地区制度影响力和美国的权威;在战略实施方面采取了增加战略投入、强化联盟关系等手段。不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也面临诸多限制,能否实现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基于亚太主导权维护,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的趋势短时期内将难以改变,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加激烈。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太安全局势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纷纷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探讨应对之策,然而危机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所形成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中美两国虽然在安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方面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本文试图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亚太安全局势发展的新动向,并探讨中美在亚太安全议题上加强协调的需求和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从战略高度谋划稳定的周边环境。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共同进化”:对中美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再思考

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模式,并非由两国实力对比变化或两国在亚太相遇时的“第一反应”等因素决定,而是亚太地区的“大势”和中美双方的理性谋划共同作用的结果.“开放”、“多元”、“发展”、“自决”等亚太“大势”对中美关系构成决定性外部约束,中美两国将在深思熟虑后避免直接而激烈的零和竞争,转而寻求同地区国家重新磨合,以间接方式强化自身优势,从而使中美在亚太构成“共同进化”关系.如能顺势采取更加理性积极的行动,中美由“共同进化”而实现“共同进步”,也是完全可能的.     

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     

促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

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经济合作深化、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中美在本地区的互动呈现出合作与竞争都在上升的趋势。中美亚太互动既塑造着两国关系,也影响着地区和全球局势。本文从利益和政策、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双边外交实践等角度探讨了如何促进中美在本地区的良性互动。     

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