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既遂后是否成立中止问题研究

学术界对于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以成立中止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危险犯的特征和概念,成立的应该是危险犯的中止,而不是实害犯的中止。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消除危险成立危险犯中止的规范论考察

目前关于制造危险后再予以消除能否成立中止这一问题，两类肯定说都是以整体行为尚未结束为由认为犯罪未最终既遂，故可以中止。但从规范论的视角来看，中止是制裁(媒介)规范，能与具体制裁规范结合并调整刑罚。危险犯与实害犯的行为规范相互独立、无法过渡，法定危险状态代表着危险犯的既遂，意味着行为规范已经被彻底违反并且启动最高程度的制裁规范，不存在与中止条款结合的余地。成立危险犯中止需要从否定法定危险状态切入。危险是结果发生的一种可能状态，行为人对危险的控制和消除，既是危险发展的终态，也是危险的构成本身。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行为人消除了自然意义上的危险，危险犯也因为尚未出现法定危险状态并未既遂，因此可以成立中止。这样的证成路径能够符合规范论的基本原理。     

论危险犯的中止

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的中止,情况比较简单,只要满足自动性、时空性、彻底性和有效性,即可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但是行为人在造成法定危险状态后,又主动采取措施解除已经存在的危险状态,从而避免了实际损害结果的最终发生的,是否可以构成危险犯的中止,理论界争议颇多。其实,这种情况既不违背中止犯成立的理论前提,完全符合中止犯成立的条件,同时又契合中止犯设立的立法宗旨和刑事政策。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犯罪行为性质存在很大不同,有必要进行分别讨论。     

对犯罪既遂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的探讨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完成形态只能发生于完成形态之前，故而在时间上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既遂之前，犯罪即进后决无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这本是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但从近年来刑法学界的研讨情况来看，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已受到了众多论者的挑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即危险犯）在危险状态发生后行为人又自动排除了这种危险状态从而避免了严重后果（即实害结果）出现的场合，可否成立犯罪中止。对上述问题持肯定说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见解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法出自然:危险犯中止形态的价值回归

对于危险犯,通说的观点否认了危险状态出现后自动而有效地防止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成立犯罪中止.但是,根据相关理论以及结合刑法典的有关规定,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仅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而且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     

公共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

公共危险形成之前,可能构成公共危险犯的预备.公共危险形成后,严重后果产生之前,可以看成只是产生了一种作为未遂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危险避免实害的,成立犯罪中止.对于放火罪,形成独立燃烧状态,只是表明未遂危险的形成,在严重灾害发生之前,仍有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     

犯罪成立标准与犯罪既遂标准不容混淆——兼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既未遂

犯罪成立的标准是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两者不容混淆。举动犯这一概念未必必要,其同样可能存在未遂形态。造成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成立的条件,不是既遂的标志,造成危险状态后,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均有既遂存在的余地。     

中止犯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止犯是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中止犯的特征有: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共同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状态来确定。危险犯行为人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应是实害犯的中止。     

危险犯之特殊中止形态研究

危险犯之中止形态是指行为人在故意实施犯的行为过程中,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危险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当行为人采取措排除危险状态避免实害结果发生这一条件成熟时,那么危险犯既遂就被相对应的实害犯中止形态所吸收,仅成吸收的犯罪形态即实害犯中止。如果没有造成损害,应当就免除处罚;如果造成损害的,应当从轻处罚。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的概念

危险犯的危险是指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具体危险状态;危险犯概念的界定不应考虑其犯罪形态。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具体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     

论销售金额——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一种解读

销售金额可以分为广义的销售金额和狭义的销售金额。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形态应为危险犯,销售金额应为危险犯中危险状态的衡量标志。唯有如此,才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形态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应对刑法中有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进行一定的修改。     

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研究——以建设世界城市为视角

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首都危险物品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反恐防暴形势,只有深刻剖析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管理模式,完善并创新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危险物品管理机制,全面推进危险物品安全监管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才能提升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总体水平,为世界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具体适用问题的研究

的罪过是过失，并且过失的内容包括危险状态和轻微的危害结果。可以把危险驾驶罪情节分为有形情节和无形情节，前者包括财物损失数额和人员伤害情况，后者包括影响、具体场合、时间、危险状态等。有形情节不能纳入入罪标准范畴，而无形情节应当纳入。应当坚持以主观罪过的不同，区分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认定其主观罪过时，可以采取将行为人的年龄、背景、经历、事后表现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的方式进行推定。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三个问题

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是当前刑事立法领域的焦点。在我国行政法与刑法处罚二元体系并存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入罪应当采取何种罪名以及犯罪构成模式,危险驾驶的刑罚如何规定,这三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应当着力思考。     

醉驾行为的规范理解和情景预防——从犯罪学视角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的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应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一条新路径。     

应然与实然的博弈——环境犯罪危险犯设立之必要性问题探讨

从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我国刑法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刑法颁布的这三十年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三十年。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我国法律特别是刑法该如何来适应保护环境的需要是现今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现阶段设立危险犯的条件还远未成熟，暂时不应大量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     

《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项目预调查报告

针对目前公安民警普遍缺乏艾滋病防范知识的情况 ,为适应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 ,减少艾滋病的发展蔓延及加强对高危人群流动的管理工作 ,有必要对公安民警加强HIV/AIDS预防教育 ,以提高民警的自我保护能力及对高危人群的管理水平 ,我校与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医疗机构合作 ,向国家项目办联合申报了《云南省公安民警预防HIV/AIDS教育及对高危人群管理的能力建设》科研项目 ,并获批准。依据来自本预调查报告。     

论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具有四个特殊性：局势极其险恶,代表身份多样,会期非常短暂,即定方针会前先行。八七会议的特殊性造成了它的局限性。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自我的一次重要实践。     

论器官移植供受体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难度的手术,手术的风险性很大,加之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医疗实践中极易发生侵害供受体生命健康权的情形。为此,需要立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如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供受体双方充分知情同意,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器官来源审查、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等制度,保护好进行器官移植的供受体双方的生命与健康。     

信息制胜与危情控制战略

一线侦查人员必须掌握、运用多堆度的现场信息收集方法,并通过多种现场信息的组合,形成证据链以揭露和证实犯罪、锁定案犯,这是实现刑事侦查工作“信息制胜”并达到“消除、控制社会危情”目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