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不构成犯罪

编辑同志: 林某姐弟二人合伙经营一家副食品店。从1997年开始,姐弟二人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周围居民借钱,同时给以高息。到2001年8月,姐弟二人共筹款78万余元。8月底,姐弟二人潜逃。对此案如何定性,办案民警有不同主张。有人认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人认为,姐弟二人在借钱时,均向债权人出具了借条,其高息也在许可范围内。因此,他们的行为属民间借贷纠纷,不构成犯罪。请问:林某姐弟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研究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法益界定不明确、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晰、易混淆等问题,导致该罪的适用范围较广,甚至涵盖了部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也未能有效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并且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偏差。在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进行准确认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性”“利诱性”等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合理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促进民间资本的流通,化堵为疏,激活民间资本,促进我国金融业合理有序的发展。     

评析意见(一)如此“融资”怎了得

～、张某、金某夫妇从其它公司引存资金到银行存款，除银行的正常利息外又另补高息，之后以此存单质押从银行贷款，获取巨额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由于经营不善，造成大量欠债不能归还，应当如何认定？（一）张某、金某夫妇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一，张、金夫妇二人将其它公司资金引入银行后，是以何种理由、如何取得的这些存单，其对存单的获得有无欺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有的话，二人行为可以构成针对其它公司的普通诈骗罪。其二，二人所另补之高息加上银行所付利息，是否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利率标准？二…     

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评析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先判断其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且这一国家规定是指明确此种行为可构成犯罪并需要承担相应刑罚后果的禁止性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仅将发放高利贷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发放高利贷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要件。此外，如果将发放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将导致其与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     

“存款”岂能“非法吸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或者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这是《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规定。笔者在办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过程中认为该条在罪状表述、罪名概括上均不严谨、不科学。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范围研究

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日益增多,其对象范围在理论和司法上出现了很多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对于吸收对象公众"不特定性"的内涵、单位职工和亲友的范围、"存款"的刑法学解释等存在诸多争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动因、立法过程是对象范围现实争议的基础,因此,从立法中"不特定性"的表现、免责条款的解读、"亲友"范围的明确化、"存款"的性质等多方面入手,可以深化理论,从而指导实践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象范围的认识。     

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的《非法集资解释》在非法集资的罪名确定和行为界定两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将非法集资行为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模糊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对集资人更多地提出主体要求而非行为要求,不利于民间金融的发展,应当增加"非法直接融资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起分别规制目的不同的集资行为。对非法集资行为的本质特征"社会性"仅用"不特定对象"来界定,使非法集资者有机可趁,会阻碍民间融资的发展,应当从投资者的投资经验、获取信息的能力及资金规模三方面界定"社会性"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及回归

如果说互联网金融犯罪高发助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那么传统教义学解释规则更是这种适用扩大化现象产生的根由。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表现特征为切入,教义学解释规则将那些在形式上符合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纳入本罪规制的范畴。尤其是在国家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的背景下,这种适用扩大不仅严重挤压了非国有金融主体的生存空间,也阻碍了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为了实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适用的理性回归,在分析发案的基础上检讨传统的适用规则教义学解释,并尝试着通过体系解释规则来诠释立法者关于本罪的立法目的。     

法经济学视域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适用探析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非法集资乱象,《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提高该罪的刑罚严厉程度来遏制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情况可知,法官对该罪法定刑提升的反应并不敏感,对于该罪的监禁刑与罚金刑的量刑仍秉持轻缓的态度,在共同犯罪中对主犯和从犯的量刑轻重界限不甚分明。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探求

民间融资蓬勃发展,但易落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文义射程。法益具有构成要件解释机能,理论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论述莫衷一是,本罪的立法沿革决定了其固守金融监管秩序,但这已成为本罪解释、运用的"绊脚石"。揭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真实"面纱",可以看到,其法益为金融交易秩序。     

从刑民交叉角度再看冒领他人存款案

存款名义人挂失取走他人存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存在很多争论:有观点认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也有观点认为构成侵占罪、盗窃罪,还有观点认为是存款名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银行实施了欺骗行为。利用刑民交叉角度一改传统的视角,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对王某骗取刘某存款案中的银行、实际存款人总经理刘某和存款名义人司机王某之间的行为进行剖析,在该前提之下,对银行存款的占有状态进行分析,来判断司机张某行为性质。通过分析,司机张某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惠民“集资事件”调查

以国务院一纸红头文件为起点，“非法集资”在中国从此进入法制视野。199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明确规定，“非法集资”属于刑事制裁范围，随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被纳入1997年刑法。然而，12年过去了，何为“存款”，何为“公众”，依然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说法”。法律上的陈旧与滞时，形成了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借贷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社会公众的质问，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多年来一直处于法律界争论的漩涡中。更为严重的是，出于对“非法集资”的“见仁见智”，司法混乱也开始抬头。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以“民间借贷”形式进行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根据2006年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9500亿元，占到GDP的6.96％左右，接近银行贷款的6％。这些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游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尽早给“非法集资”从法律上画个框框，司法部门之间的尴尬仍将延续下去，中小企业主频频触叠“非法集资”事件也一定会愈演愈烈!     

试析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当前,在民间融资合法化的趋势之下,合理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行为和合法民间借贷的行为迫在眉睫。打击犯罪行为,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发展空间,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是《刑法》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试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进行分解,从资金的用途、所造成损害结果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政府批准三个方面对两者界限的划分提出建议。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骗子与掮客——湖北省荆州市周明容特大金融诈骗案始末

●1997年5月7日,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社会不法人员周明容假冒银行干部非法高息揽储进行金融诈骗的案件。周明容从1996年元月至1997年5月,以高息为诱饵,操纵一个百余人的吸储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4亿元,从中诈骗资金7248万元,受骗群众达1500多人,遍及全国20余个县市。而本案涉及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多达89人,正是他们充当了骗子周明容与受骗储户之间的中介——掮客。     

对门某等人应定违法发放贷款罪

对门某等人应定违法发放贷款罪□李娜根据贵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高息吸收存款转贷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案情简介看，门某、姜某、宁某、李某作为银行的主要领导，以单位名义高息吸收存款转贷，系为单位牟取利益行为。因此门某等人违章操作系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门某、...     

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王某某经营二手房，后无法维持，遂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名，以高息吸揽公众存款的方法筹集资金，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并动员公司其他员工为其吸揽存款。李某某是王某某的雇员，为了给家人、朋友赚取高额利息，遂将自己及家人的积蓄全部给了王某某，并动员自己的同学、朋友在王某某处存钱。王某某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挥霍，无法偿还存款人的钱财，后经存款人举报案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某、李某某涉嫌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民间融资亟需刑法规制

当前,非法融资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越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所能规制的限度,有必要运用刑法进行规制。完善针对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就要完善前置性金融法律规范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以此来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我国民间融资视角下的非法集资犯罪研究

非法集资活动近年来越演越烈。研究发现,现有对非法集资的处理制度不能准确界定非法集资活动,无法明确区分一般的商业交易行为与集资行为;同时,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定性和处理非法集资行为,实际是以间接融资手段处理了所有直接融资问题,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错误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利于构建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有效规制体系,也无法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打击非法集资犯罪要完善综合治理机制,合理调整民间融资政策,建立非法集资案件信息共享机制,加大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