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转化犯的司法认定

聚众斗殴犯罪不仅是多发性、常见性犯罪,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之一.聚众斗殴转化犯必须符合所转化罪名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不应简单地以结果定罪,应依据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一般而言,具备一定条件的首要分子和致人伤亡的共同实行犯要对重伤、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聚众斗殴罪的主体研究

在对特殊主体说、一般主体说、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结合说等国内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以主、从犯的概念来解释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的概念并非合适。在评价共犯的作用时,需依靠各行为人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除此,本文还提出＂角色群＂的概念用来评价聚众斗殴罪,即在众合犯的犯罪中,行为人可以是由实施各个参与角色组成,但是不同的参与角色群的行为人非共同正犯,亦不可区分主从;在相同的角色群里,方可区分主、从犯。在一般参加者里囊括了可罚的从犯和不可罚的从犯。应用＂角色群＂的概念对聚众斗殴罪的主体进行二元评价。最后,本文将聚众斗殴罪作为结果加重犯提出了建立＂分类处遇＂制度,以正确地处罚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     

网络主播色情直播的定罪问题研究

网络直播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诸多弊端。其中,网络直播涉黄是比较典型的问题,挑战着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然而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不一而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因此,有必要理顺网络主播直播色情内容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和聚众淫乱罪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实务中罪名的认定。     

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刍议

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罪,严重破坏着市场经济秩序,运用刑法手段规制此类犯罪已刻不容缓。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对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的司法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产生不同的认识,给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犯罪对象,以及该罪在认定中的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职务”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便于在司法过程中准确认定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致使司法实务中在理解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对一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判断是一种法律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并不影响该组织的实际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持结构稳定的要素或纽带既可以是团体的纪律,也可以是组织者、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组织产生、分配的利益。对其经济实力特征的认定,不宜对立法解释规定的＂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狭隘理解。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行为的理解,应紧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客体和本质特征,即限于扰乱公共秩序,包括扰乱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     

危险驾驶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本文从本罪的罪状设计、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几个方面予以解读,以期更加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     

认定聚众斗殴罪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聚众斗殴罪是从修改前《刑法》中流氓罪分解出来的新罪，并且由于参加人数众多，事实情节复杂，社会危害性大，而且有时该罪可能是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因而准确认定该罪，突出打击重点，防止放纵犯罪，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针对该罪在实践中易出现的模糊认识，提出自己观点，与各界老师商榷。     

刑法规范合理性视角中的集资诈骗罪

我国刑法之集资诈骗罪存在的立法缺陷,易导致司法适用之错误。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应祛除立法罪状表述的缺陷,准确反映立法主旨。以法律解释之合理性为基础,对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罪质要件以及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利于实现刑事立法之完善和司法认定标准之更新。     

聚众实施性行为的非犯罪化考量——徘徊于去留之间的聚众淫乱罪

聚众实施性行为是否需要动用刑法予以调整,牵涉到刑事处罚权的有效分配与刑事归责的正当判定。透过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样本,审慎考察该行为的内外性质可以得知,动用刑罚予以规制超越了刑法的作用范畴、运用刑法强占道德领域带有冲动惩罚的现实痕迹、以刑事处罚干涉个人自由欠缺正当理由、按照聚众淫乱罪予以认定缺乏逻辑自洽性、泛化刑事归责存在实践操作可行性不足等弊端。把聚众淫乱罪排除在犯罪圈之外,是基于多元视角进行理性反思之后的正确抉择。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困境与出路：预防本位下“虐童罪”之设立——以浙江温岭颜某某虐童案为例

我国现行立法无法有效规制虐童行为,主张扩大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适用范围或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基于罪名所具有的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和针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功能,以预防为本位增设＂虐童罪＂是规制虐童行为的最佳选择。借鉴域外法之规定并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现状,＂虐童罪＂的罪状应表述为＂以报复、取乐或侮辱为目的,虐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解读及司法适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将对抑止恶意欠薪行为、稳定社会公共秩序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本罪作为一项新罪名，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就劳动报酬、主体范围、客观行为、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研究，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参考。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论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注意义务——兼论该罪犯罪圈的合理界定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应为过失,作为业务过失犯罪,其注意义务要高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要求。在司法实务中宜采取新过失论,从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两个方面限定该罪注意义务的范围,从而确定罪状中“明知”的内涵与外延。监督过失注意义务体现在监督者对被监督者过失行为的预见可能性上,而非对危害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本身,应根据信赖原则限定监督过失者的注意义务,从而合理界定该罪的犯罪圈。     

违法发放贷款罪实务问题浅析

近年来,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准确打击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是司法机关亟需解决的课题。认定是否构成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几个实务问题:《贷款通则》等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本罪直接援引的"法律规定",但可以作为认定依据;通过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等形式发放贷款在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亦可能构成本罪。     

法官如此裁判:刑事审判要点解析•刑法总则卷

关于你提出你的行为不是互殴的申诉理由。经查,你在1989年夏与郑海波等人斗殴中被捅伤,从此双方结下仇怨,互相报复,多次寻衅斗殴。在本案案发前一天,你组织顾红军、诸葛志刚等人打砸王卫国家。案发当天,你明知郑海波等人会报复,仍召集多人准备凶器到你家准备与郑海波等人斗殴,可见你对聚众斗殴有充分准备而非被动受害,在聚众斗殴中双方均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原判认定你们的行为为互殴并无不当,你对此提岀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敲诈勒索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财产性犯罪在现代社会日益增多,敲诈勒索是财产性犯罪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对敲诈勒索罪的内涵做出了分析,同时将本罪与他罪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谋求为司法实践提供可行性指导.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分与适用——以张某“毁损财物”案为例

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界限,一直困扰着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结合个案来分析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关系,便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与处理原则。     

对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认定的探讨

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了强奸罪。强奸罪作为严重侵犯妇女正当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的暴力性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打击的重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强奸案件的情况相当复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往往容易混淆。因而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强奸罪的规定，对于准确认定强奸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