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完善思路

2018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英烈条款”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开创性地确立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拓宽了民事公益诉讼的领域。英烈保护公益诉讼领域立法在我国起步较晚,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优化检察机关启动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程序、赋予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起诉主体资格、加强多方协作与配合和完善英烈保护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途径,完善我国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从支持起诉走向公益诉讼——基于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必然选择

支持起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检察机关被深化为＂督促起诉＂制度。但由于支持起诉与督促起诉的主体不具备原告的诉讼资格,因此,在实践发展中存在很多困难。但支持起诉对于不能、不愿、不敢诉的弱势民事主体的支持是合理的,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应当拓展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领域,将仅适用于刑事法领域的公诉制度,回归到以救济国家与公共利益为要义的本质属性中来。     

试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方法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主要采用提起民事诉讼、支持民事诉讼或者利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或调解的非讼方式。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要看具体情形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一般要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及起诉等阶段。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还没有具体的规定，亟待从立法上加以规定。     

民事支持起诉制度完善及实务优化路径研究——以检察机关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为视角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了民事支持起诉制度,但因该条文的极简概括以及缺乏相应补充性的规定,使之没有发挥制度应有的效果。新时代检察理念下民事支持起诉制度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尤其应着重发挥检察机关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职能,创新民事支持起诉科学发展的优化路径,探索检察能动履职与检察权谦抑之间的平衡处理、民事支持起诉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方向,以适应新时期化解矛盾纠纷的需求,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平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发展。     

关于修改和完善支持起诉原则的几点思考

支持起诉不应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只能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应明确界定支持起诉的现有主体的资格,应将公民个人纳入支持起诉者的范围,对支持起诉者的诉讼地位应细化;适用支持起诉制度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关于修改和完善支持起诉原则的几点思考

支持起诉不应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只能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应明确界定支持起诉的现有主体的资格，应将公民个人纳入支持起诉者的范围，对支持起诉者的诉讼地位应细化；适应支持起诉制度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践检视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在整个公益诉讼制度架构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检察权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 检察机关与其他组织在公益保护上的协同性,也是基于现有社会组织数量与力量情况而做出的现实选择.从试点情况看,诉前程序发挥了很好的功能和作用,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扩大诉前程序的对象范围,实行以公告为主的多种方式,设置契合实际的回复期限,并实现与督促行政机关履职、 支持起诉、 提起诉讼等相关程序的有效衔接等.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制度完善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制度。没有适合主体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重要民事权利的案件提起诉讼是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的现实基础。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需要立法的明确规定,并通过立法对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进行合理规范,同时检察机关也应积极承担其民事公诉的职责。     

检察机关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 位简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是其法律职责的体现，二是与其他机关、社会团体相比，检察机关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有着先天的优势。检察机关可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直接提起诉讼三种方式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分析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仍需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就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而言，宜将其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团体”具体化为检察机关和民间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是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所在，且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以及相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尝试。民间公益组织的成立具有公益目的，且具有专业性，根据诉讼信托理论，亦是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设立之初，不宜将公民个人纳入到提起主体之中。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