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

康德的法权哲学思路是和他的三个《批判》所述一致的,“科学知识”要发现“自然(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法权学”则是要在“人”的“关系”中发现“必然性”,也就是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法权”问题又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论述的“自由”密切相关.“自由”的“限制”“关系”就《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道德”来说,“根据”在于一个“形式”的“应该”,而就现实的“国家-法律”来说,则是“自由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本体的所有”既“悬搁”又“范导”“现象的所有”.“自由者”在“人格-格位”“平等”基础上“限制”着各自的自由,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乃是“自由的共在”.     

哲学的“未来”观念（下）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把握统一战线同异关系的四个要领

对统一战线来说,“同”一定要“求”,而对“异”则要区别对待,有的要“克”,有的要“存”,有的要“求”。“求”“克”“存”都是动态的概念,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就处在不断的“求”“克”“存”矛盾运动之中。     

个人经济收入的基本形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动力是人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当“价值”转为“财富”,“劳动价值论”自然导致“要素贡献论”。这时“要素所有权”构成了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最终依据;个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劳动收入”、“要素收入”和“机遇收入”三种转变,利润也被分解为“社会收入”、“参与收入”和“创造收入”三种形式,劳动收入应有消耗成本和创造收入两部分构成,“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社会要剥夺的恰恰是“超经济收入”。     

论习惯和习惯法的概念界分

学界对习惯的界定有两个落脚点,即“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对“习惯法”也存在“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可”这两种进路的界定。着眼于“行为模式”所界定的“习惯”实为“惯例”;着眼于“行为规范”所界定的“习惯”与“社会认同”进路界定的习惯法是同一的,可称为“习惯”。而国家通过司法吸收习惯,就形成以判例形式存在的习惯规范,可称为“习惯法”;而国家通过立法以指引性规范赋予习惯以法律效力,即“准用习惯”。     

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

浙商转型与浙商的代际更替紧密联系,老一代浙商创业者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章提出接替他们的新浙商群体的主体部分不是“富二代”,而是崛起中的草根创业者。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具有明显的“代特征”,即生活条件优越化,人力资本知识化,自我定位主流化。与老一代浙商相比,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知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群体意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边缘生存”、“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     

开展新时期香港统战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重温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体会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开展香港统战工作,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必须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为依据,正确认识和把握好四个关系:即“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爱国”与“爱港”的关系; “变”与“不变”的关系; “高度自治”与“中央干预”的关系。     

我国教师形象重建的课题

在新课程的语境下,“春蚕”、“蜡烛”、“春泥”、“一桶水”、“工程师”、“园丁”等传统教师隐喻已不足以描绘理想的教师形象。在教师专业化进程中,教育实践踏入了“工程化驱动专业化”、“消闲化驱动专业化”、“行政化驱动专业化”、“技术化驱动专业化”等误区。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是“反思性实践家”的教师形象。但要确立这种教师形象,我们目前还面临着“形式主义”、“单位主义”、“等级主义”、“分科主义”等严峻课题。     

“领收证”的对应文种及“收据”的问题属性辨析

从词语语义的角度看,“领收证”当与“收据”相对应。但从应用角度加以比较分析,与“领收证”相对应的还有“发票”、“收条”、“借据”、“借条”、“领条”等。以往对“收据”定义的基础是“收据”“收条”混同,应重新定义“收据”和确定其文体属性。以往对“条据”的定义和文种类别的确定也模糊不清,也应重新定义和文种的归类划分。     

农业税取消后税法衔接问题的思考

目前,国家对农业税制改革走向取消态势。取消农业税后必然要实行城乡统一的工商税制。这就存在税收法律的衔接。本文对农业税取消后,城乡税制衔接的税收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从增值税、所得税、房地产税三个税种的法律改革与衔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当前,影响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有: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城乡分割的市场和有差别的财税政策。应当统筹城乡税制,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完善农村教育、医院保障制度,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     

二元财政政策影响农村居民税负的数量分析

由于非正式财政的存在、统计技术的不成熟和统计制度的不透明,农村居民的实际负担无法从官方数据中反映出来。但是,从城乡差距入手,可以利用各类公开出版发行的统计资料,运用数理经济模型间接测算出中国农村居民每年的实际税率和政府每年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的农业剩余。测度结果表明,自1957年以来,农村居民的负担被严重低估,同时,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的负担略为减轻,但是,高税率的长期存在还是不可避免。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不但要注意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入,而且还应该关注农村税负的减免。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的出路初探

当前,税费改革正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必然引起乡镇政府改革,乡镇政府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成败的关键.乡镇是撤销、自治、强化还是改良,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乡镇政府改革可能的出路是采用多样化的改革方式和治理模式.     

后税费时代农村人地矛盾成因分析——对山东德州地区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个别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对当前农村人地矛盾形成原因进行初步分析。本世纪初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村形势的一项重要举措，税费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农村两主体农户、村集体的行为决策变化，又由于农地流转机制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等配套制度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人地矛盾激化的状态。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既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也提出了一些挑战。之前因收取税费而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被打破,村民自治获得了制度性空间;但伴随着税费取消而来,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进行的乡村体制改革,对逆转农村社会灰色化和治安恶化趋势无所助益;而税费压力的消除,使得基层司法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开始疏远,从而为基层司法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间。     

20世纪末农村社区精英的“资本”积累策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积累和扩张经济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节制消费和开支、争取减免税或偷逃税、欠贷不还和占有劳动剩余;积累人力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购买相关报刊杂志书籍自学、外出参观考察、干中学和"借脑";积累社会资本的基本策略主要有社会资本自我增值策略与经济-社会资本交换策略.正是对这些策略的反复而成功的运用,维持了农村社区精英的优势地位.     

从公平效率角度看农村个人所得税的开征

农村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无论是从公平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都是不合时宜的。根据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农民没有享受到跟城镇居民相同的权利,如果让他们履行同样的义务,无疑是不公平的。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开征也不符合效率原则。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