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城市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居民应增强分类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能力;市场主体则需强化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城市社区应发挥垃圾分类的"主场优势"。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分享权力与重构秩序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单一性与多元性冲突的困境，其所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权力失衡所导致的行动无序。突破困境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思维，与社会分享权力，增强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政策议程提出、制定及其执行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城市资源控制、影响及其运用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合法权益主张、维护及其保障的能力。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提升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研究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直接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助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城市治理法治化应将公平正义、良法善治、平等竞争作为价值目标.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同时着眼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思维等方面.     

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一个新分析框架

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发展将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态势,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地方政府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提炼出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分析框架,围绕区域公共问题,地方政府与上层级政府、区域内各级政府组织、市场和社会等主体间的互动是协调职能与治理结构关系的关键。浙江省"五水共治"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两大案例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分析框架的理论预设,同时也发现要确保协同机制正常运行,离不开利益驱动机制与组织内技术化、专业化设置等适用条件。     

我国政府城市治理结构与制度创新

近年来,我国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型城市发展迅速,城市管理遭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城市治理结构,积极回应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提升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绩效,成为我国城市政府无法回避的任务。本文试图对政府城市治理结构的内涵与要素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一些城市治理模式变迁实践,运用治理理念和方法,探讨政府城市管理发展中的治理结构走向。     

城市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在信息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信息立法和伦理约束滞后、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集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污染、信息失控、信息鸿沟的“信息异化”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主导地位、政治权威与统合效用等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影响。为此，需要基于系统性思维重视社会信息生产、传播、加工、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提升信息生产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强信息异化预警和管控能力，建立对信息传播的制度监管和伦理规约，以及改进政府信息沟通和舆论回应能力，全面优化城市信息环境，有效化解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副产品的“信息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四大变革"提升智慧城市治理水平

政府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辅相成,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治理理念、结构、方法和能力上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慧城市建设。应着力提高政府智慧城市治理水平,推动理念变革、结构变革、方法变革、能力变革,将智慧城市硬件软件配套到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协同共治”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城郊村普遍存在的边缘治理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在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下,浙江省东阳市通过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保留城郊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加强行政管控与引导服务、发挥经济能人的治理能力与社会责任,初步探索出城郊村社区的"协同共治"模式,为城郊村民的有序城镇化与社区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城市管理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借鉴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城镇化不断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我国城市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如何进行高效、有序的治理,成为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管理领域并无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地方政府为实现城市的良性治理,就城市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其中沈阳、上海、深圳等地的城市管理改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我国城市管理的典型做法（一）沈阳市做法1.城市管理体制沈阳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职能分别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基于价值、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视角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在价值定位上主要是实现公用事业治理公共性和经济性二元价值的发展和合理平衡。在治理结构上,须进一步厘清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和职能,逐步构建起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多元对话和合作机制。而功能提升的根本路径在于:推进政府监管、企业经营和公众参与的多重制度创新,由此提升城市公用事业的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挑战、问题与对策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 城镇化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考验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转移已经从单一的农村劳动力向异地城市转移发展到就地向小城镇和产业集聚区转移，甚至由不发达村庄流向发达村庄。     

中国城市社区的兴起及法治要求

社区是公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民社会自治的基本部门，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体现和要求，在大都市中的表现就是城市社区。在现代性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承栽了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要求和补充。因此，我国城市社区的法治建设就体现为：社会治理与法治的统一，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的统一，体制建设与意识建设的统一。     

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正城镇化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而且还能增进人民福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到2011年底,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伴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处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之中,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从国外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发展的历程来看,城镇化与社会保障二者存在重要联系。社会保障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诞生,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一、西方社会保障与城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     

数据何以跨越治理边界 城市数字化下的区域一体化新格局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城市数字化和区域一体化逐渐融合的趋势。在"看得见的制度之手"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基于本地利益打造数字城市的同时,"看不见的数据之手"也正在引导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长三角等区域的实践中,数字城市建设通过平台、共享和扩散三条路径实现对传统城市治理边界的跨越,推动形成城市治理的"数字边界"。"数字边界"下的城市新格局的发展需要对地方治理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有序推进政府间数据共享,同时要避免数据失灵带来新的社会鸿沟。     

以领导型网络完善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来自对澳大利亚城市和地区委员会(CCR)的实践观察

都市圈作为新兴的国家治理单元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从全球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的经验来看，网络化是其共同方向，但是各有侧重。澳大利亚的城市和地区委员会相较于其他的委员会机制而言，更加强调非行政权力的领导作用，进而突破形成了大都市圈的领导型网络（NLO）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行政权力驱动到社会资本驱动的治理转型的动力转移，有效激发了社会主体创新活力，丰富了全球大都市圈治理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功能分层、城市能级提升和构建治理共同体，创新大都市圈治理的结构和模式。     

大数据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对策探讨

大数据因其海量性、多样性、快速性、价值性等特点,在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大数据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市场监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又因领导干部大数据意识淡薄、信息安全问题突出、信息孤岛现象严重等问题,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应用大数据来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一是要转变观念,培养领导干部的大数据思维;二是要打破封锁,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三是要以公众为心中,打造政府2.0。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     

大数据背景下的市长热线及其效能

市长热线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大数据及各类新兴技术快速融入社会治理及城市治理的大背景下,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作为一个由政府背书的平台,市长热线在社会治理领域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发挥"民意收集器""情绪缓冲带""解决问题枢纽站""施政检测仪"等多重效能。当前形势下,依托精细化数据运营,市长热线的发展趋势应是真正进化为城市治理智库,既能提升民意收集的速度、对城市运行态势研判的精准度,还能提升社会监督政务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有力促进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城市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