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FIC的府际协同治霾研究

我国雾霾区域治理的困境必须从雾霾治理的主体、制度和外部环境角度深入探究。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我国雾霾区域合作治理的理论路径,论证雾霾府际合作治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要解决雾霾治理的现实困境,必须建立合作激励机制,实施区域联防联控战略,完善法律和制度保障。     

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跨界治理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以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研究的合作网络、发展趋势、热点、研究主题等内容进行梳理。结果表明: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合作团队不稳定,作者发文频次较低,尚未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研究力量以高校机构为主,机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发达地区,呈现出沿海向内陆递减的态势;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更加精细化、多元化,开始向微观研究、实践研究演进,"协同治理"、"府际合作"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研究问题包括环境政策、珠三角、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构建、水污染治理、跨界环境污染、协调机制、科层机制、激励策略共八大类,可归纳为机制和治理对策研究、治理主体研究、污染防治与治理实践研究共三大研究主题。     

京津冀地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现状与对策

京津冀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雾霾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雾霾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公民是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京津冀地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有相对较好的基础和便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参与环境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参与缺乏保障与动力以及信任危机等方面的困境。京津冀政府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提供支持和保障,提高雾霾治理的效率。     

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协同治理研究

目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雾、霾导致的严重大气污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现行属地管理的行政体制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分析其缺陷,探索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分析框架,为该治理模式在机制建立和制度设计方面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协调与合作机制、健全监管机制来协调央地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企关系。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城市群治理绩效何以差异化--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城市群治理是有效化解城市群发展病症的必由之路。但是,从三大城市群治理演化实践来看,在基本趋同的府际合作中产生了差异化明显的治理效应。这是因为城市群有效治理不仅要求不断完善纵横结合的府际合作,而且要求实现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二元配比驱动。要使城市群治理有效运作,必须超越府际合作从而使完善城市群府际合作和激发市场机制活力双管齐下。在此基础上,三大城市群应该分类治理,调适城市群治理中的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配比。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分析

大气污染的传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既需要三地政府的合作,也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现有的合作机制,存在行政等级化特征突出、发展水平悬殊等问题,致使京津冀合作基础薄弱、合作效果较差。2013年中央政府强力介入后,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防治效果总体上大为改观,但仍存在横向府际合作不足、协调性欠佳和非政府部门主动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污的理论框架,从制度、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入手,才能解决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问题。     

利益协调视域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博弈治理研究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利益的差异性和各个政府的自利性倾向往往造成府际博弈的"囚徒困境",因而需要建立互惠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以更好的规避利益差异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带来的损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间应以相互认同和信任为基础,建立统一性的协调、整合机构,通过互惠的利益共享机制、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健全的利益补偿机制和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来更好的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关系,最终实现整体的合作共赢。     

劳动关系协同治理:京津冀的治理实践与完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劳动关系领域的协同治理亦成为现实选择。顶层设计、区域协同发展、新型劳动关系涌现以及信息科技发展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运行机理。三地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搭建了劳动关系协同治理的层级框架,构建了跨区联动机制,拓展了跨区劳动力对接协作机制。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呈现出政策推动、问题导向与共赢逻辑的运行表征。协同治理强调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特征,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需要构建一种多元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场域。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博弈规制研究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博弈无序造成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整体性治理作为新兴的第三种行政范式,对突破区域集体行动困境、提升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从重塑合作共赢理念、创新区域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府际利益协调机制、优化府际博弈信任体系等方面着手,探讨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博弈无序治理的策略选择。     

长三角城市群跨域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合作

长三角既是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地区,也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地区,自1990年代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开展跨域环境治理合作的探索,取得明显成效,积累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在政策引导上,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制定了相关政策或规划,为跨域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在组织推动上,通过领导人联席会议和建立区域性的环境合作机构推动政府间环境合作;在参与激励上,政府间签订了区域性府际环境合作协议和省域内府际环境合作协议;在具体行动上,政府间开展环境领域的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在机制创新上,长三角城市群政府间探索横向生态补偿,探索异地开发模式,探索排污权、水权交易。     

区域公共资源合作治理:经验与问题——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为例

区域公共资源合作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通过有效的治理体制来规范地方主体的行为,使其走向有序的合作。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由分散管理向综合管理的转变。长白山管委会体制所具有的准地方政府的行政地位、委托管理与统一管理结合的管理模式、政事企分开的管理主体格局、经济社会行政领域的全面管理权限等特征,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体制创新。管委会体制下的长白山治理取得了较高的绩效,但也存在行政地位模糊、法律冲突、利益纠葛、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对长白山管委会体制变革经验与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丰富与完善现有的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更好地寻求区域合作治理困境的化解途径。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博弈分析

京津冀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等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利益是决定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地位和表现的关键因素,对各主体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理解。     

董事会制: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初步设想

府际合作组织形式的松散化和低制度化成为制约地方政府进行深层次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地方政府的权力让渡而成立的区域协调董事会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稳定化,而且还能够参与某些区域内公共问题的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层次合作。     

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以深惠治理淡水河为例

淡水河流经深圳与惠州两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污染日趋严重。l998年深圳和惠州第一次合作治污,经过几年治理,收效甚微,水质并未好转,2008年开启深圳与惠州对淡水河第二次合作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水质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治污仍然任重道远。今后深化淡水河合作治理的关键是完善合作机制,措施是:两市政策规划对接,实现流域治理前端合作;完善流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机制;建立流域合作治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加强流域执法合作;调整流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流域治理;深化流域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作。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