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路径依赖及超越

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公办高校形成了类似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利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制约结构变革的深层根源。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受到行政官僚制度、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等路径依赖的制约,必须引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外生变量才能实现结构调整,完成路径超越。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及其类型

近几年,国内对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改革成本、引起改革的充分条件和改革的特征、路径等已有不少的文献分析,但总有直接套用那种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之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感觉。这样做,显然不能对中国改革的早中期阶段的制度变迁做出符合实际的、强有力的解释。或者说把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进行阶段性连续分析仍显得不足。为此,本文试图把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进行一下划分,并对每一个阶段的     

政策网络:基于隐喻、分析工具和治理范式的新阐释——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当前,政策网络理论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通过文献梳理,依据政策网络的功能差异性形成理解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以描述性功能为主的"隐喻"视角、以解释性功能为主的"分析工具"视角和以规范性功能为主的"治理范式"视角。文章认为,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在分析政策网络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语境下,未来政策网络研究要聚焦政策网络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机制,网络结构与政策结果、政策网络管理策略、网络绩效评估以及政策网络的量化分析等领域,从而更好地描述、解释与改善中国的政策过程。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警务供给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特征就是关注宏观脉络并分析历史过程。它为解释警务政策等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遵循其“制度——理念——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逻辑,从路径依赖产生的治理惯性、警务理念过度推崇工具理性,以及供给行为选择面临公共性流失三个层面,对警务供给的生成路径进行梳理,应推进警务供给制度理性化、注重警务供给价值整合、创建公众参与警务模式,以实现供给制度优化。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2011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受到行动者价值理念的影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医养模式的融合而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出发展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红利。然而,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过程逐渐衍生出各地区服务发展水平不均、结构失衡以及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文章以政策网络理论为指导,从共识、治理以及资源的视角构建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网络模型,以此为分析工具,从推进信息化改革、放管服改革以及供给侧改革等路径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发展的举措。     

渐进转型中的区域边际制度变迁

诺斯的制度边际调整式理论已难以解释中国的转型经验,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变迁选择边际—过渡性制度变迁为起始点,只要这些制度充分利用区域竞争机制和制度学习—扩展效应,不断突破无效率的路径依赖,就能向目标制度靠近。中国经验对常规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充实,可以提高它对大规模制度变迁现象的解释力。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PET框架对政策变迁过程的再解释与新应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植树造林政策为例

政策过程中的知识是政策科学探究的重点,政府注意力分配在长时间的稳定和剧烈变动之间交替,从而形成政策变迁过程是间断—均衡理论(PET)框架的关注议题。本文选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植树造林政策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案例,揭示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变迁特性。在正/负反馈作用机制中,植树造林政策共经历了两个间断期和三个平衡期,不同历史时期林业政策的变迁保持了原有的政策惯性与制度黏性,政策间断与政策平衡并不遵循交替演变的路径;政治权威、焦点事件、关键个人、国家的宏观战略布局和执政党发展理念等因素通过改变政策场域和政策形象影响植树造林政策的稳定与变迁。在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中,以内蒙古为个案,研究发现:在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规制下,地方政府注意力的投放力度与持续时间以及制度转型塑造了不同的政策样态,呈现出注意力转移—短期聚焦—断续—长期锁定四个阶段。基于全球普遍性知识语境和本土特殊性经验场景,PET框架的中国应用首先必须保证精准,而后才是比较、优化与创新,才能防范和避免西方理论被误用与滥用。     

间断—平衡模型：长期政策变迁的非线性解释

政策变迁并非只是渐进的过程,重大的政策转变和政策中断也时常发生。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渐进主义模型只强调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忽略政策的间断性变迁。建立在库恩科学范式基础上的政策研究不仅关注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且也关注政策的间断性变迁。＂间断-平衡模型＂建立在有限理性决策和制度结构基础上,认为政府政策制定具有稳定性和间断性的特点。该模型有效解释了长期政策稳定过程中伴有偶尔急剧变迁的现象,为长期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本文介绍了＂间断-平衡模型＂的缘起、理论基础、核心观点、解释过程等几个方面,最后对模型进行简要评述。     

高等教育组织的特色与趋同——基于社会学新老制度理论的比较与启示

以组织社会学新老制度主义理论对组织变迁机制的解释为切入点,比较两个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在高等教育组织变迁研究中的应用.老制度主义关注的焦点是单个组织与周边微观环境之间在组织变迁过程方面的互动,以及组织内部利益各方在非正式结构中相互作用形成组织特质的过程.新制度主义强调场域层次上组织在强制、模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出于合法性或文化-认知方面原因而产生的趋同过程.组织社会学新老制度主义理论对组织变迁机制的解释对我国高等院校发展有三点启示:第一,要区分宏观的制度环境与微观的制度环境,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具体行业市场对高等院校的影响;第二,要努力构建稳定的制度环境;第三,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和规则制定要涵盖不同层面和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     

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转轨时期的消费者行为演变

消费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消费者行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消费者行为的演变与转轨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制度变迁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制度变迁对于消费者行为演变的影响,着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行为演变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我国消费者行为的不同特征及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消费者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国家角色的转变

文章借助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三分法”的划分方式，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过程及其中国家角色的转变轨迹。文章发现，由于时代背景、执政理念和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同，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制度再分配模式向剩余式模式的转变，并正在朝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多元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经历了从撤出再到回归的过程。     

中国文化传统与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

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学讲求“无我”与“克己”的文化价值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限制了社会从所处的习俗与惯例阶段朝向法治阶段的演进，对我国历史制度的选择，以及法律制度的变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变迁所产生的路径依赖的程度，将最终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向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跨越——间断—均衡理论的演进逻辑和趋势

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应该是社会系统的行为,而对于社会系统行为的解释存在"从宏观到宏观"和"从微观到宏观"两种解释逻辑。"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面临着如何从微观向宏观转换的难题,这一难题可以称为"科尔曼难题"。理解政策变迁逻辑,也面临着政策过程中的"科尔曼难题",需要回答微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推动了政策变迁这一宏观现象。以"科尔曼难题"作为参照系可以更加清晰地厘清间断—均衡理论的发展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起源于"从宏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强调政策场所和政策图景对于间断—均衡现象的解释,从而分别发展了"认知摩擦和制度摩擦"、"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和"注意力分配、随机过程和一般间断假设"等理论,不自觉地回答了科尔曼"从微观到宏观"转换中的三个理论命题。目前,理论演进的最新趋势是从间断—均衡理论向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跨越,它预示着"科尔曼难题"成为理论自觉的组成部分之一。     

公共政策反馈如何影响政府机构变迁?——基于生育政策的历史追踪分析(1949-2021)

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变迁?我国政府机构变迁背后存在怎样的发生机制?在现有机构变迁解释的基础上，基于政策反馈理论补充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的变迁历程进行翔实的历史追踪分析，检验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共发生6轮“互相强化变迁”和2轮“互相弱化变迁”。具体发生机制是，生育政策的政策设计和资源分配分别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了主管机构的合法性(即决策者支持和民众满意)和能力(即行政层级、职能范围、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导致了生育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卫计委和卫健委)。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进而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变迁。在此期间，决策者和民众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学习效应导致了“互相强化变迁”阶段向“互相弱化变迁”阶段的彻底转变。因此，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的过程机制解释了生育政策与其主管机构之间的“趋势一致性”演变逻辑。综上，分析框架探索了政策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中...     

超越结构与行动——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路径反思与“结构化”分析框架建构

随着政策问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的主要范式,如何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也随之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研究路径均尝试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即政策网络的产生、维持和变迁,政策网络和政策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政策网络和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解释和回应。尽管西方政策研究者通过政策网络类型学和行动者模型对政策网络理论进行了完善,但以上两种路径在对“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问题的处理上存在明显二元对立的倾向,因而无法有效回应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引入结构化理论之后,上述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政策网络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都大幅提高。     

略论社会变迁时期现代人的心理问题

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世纪。回顾这近百年的变迁,最突出的是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以及由物质文化发展而引发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调适性变化。这对处于社会变迁期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疑加大了心理压力,使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每个人的切身问题。观察、发现、分析、解释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不仅有利于个体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