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概念辨析与研究维度

在网络分析范式应用于管理领域时,产生了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两种极易混淆的概念与理论。尽管两者都借用了其他理论,但是作为分析范式,政策网络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政策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而治理网络则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治理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作为两种治理结构,两者在历史性解释、网络构成、内容与空间上的关注焦点、网络的本质以及两者对待权力与政治方面、研究维度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政策网络的理论审查和完善途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产生于"政策科学"范式向"政策分析"范式转变视域下的政策网络整合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理论成果,并超越了传统的"过程阶段论"为导向的政策分析视野,成为一种新的政策分析路径和治理工具。但对政策网络理论审查发现,它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并对"网络"怎样影响政策结果这一问题的回答过于笼统和模糊。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综合,包括制度规范、文化、关系、信任、合作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政策网络的逻辑关联有同构基础:信任/认同、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互利的规范。基于此,社会资本在政策网络中对政策结果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可以将社会资本作为政策网络中关键变量,寻求政策网络的完善途径——与制度分析发展框架和"上下来去"模型的整合。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工具、治理、客观实存——政策网络的三个维度

政策网络首先是客观实在,其次是理论分析的工具,再次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才应是公共治理的新模式。因此,政策网络含有三个维度：作为政策运行的客观实在,关系型社会的现实使中国的决策过程存在于＂人格化结构＂非常明显的复杂政策关系网中;作为理论分析的典型范式,考虑个体间博弈、制度规约,建立包括制度、结构、个体博弈要素的政策网络概念模型;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协商民主机制的建立健全与公民社会充分发展是其走向现实的必要条件。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社会变革中国家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

有关社会变革与国家治理的复杂议题,学界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个体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社会中的国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支配和反对支配的竞技场"为逻辑起点,阐明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及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在"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中,社会变革中的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协商、竞争或妥协的关系。尤其当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国际势力)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时,各项政策的最终实践很难成功地实现国家最初的政策目标。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竞技场域,同样具有分化和自主化的特征,这也往往削弱了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对于中国而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浅析我国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政策范式转换

本文在分析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旧政策范式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当前我国治理群体性事件政策范式转换的现状,提出决策者所拥有的"权力中心主义"理念是制约以打压为主的旧政策范式向协商民主新政策范式转换的主要因素.要使协商民主新政策范式取得主导地位,官僚系统的决策者必须加强社会学习,对协商民主政策范式进行制度化设计,进一步加强群体性事件问责制,培养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理性的协商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充分发挥媒体和信息网络平台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推动官僚系统决策者政策理念的转变,从而推动政策范式转换.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论网络空间的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作治理理论作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对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新范式受学术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实体社会的合作治理及以网络(互联网)作为治理工具而对实体社会展开的合作治理,无论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公共管理实务层面都已开花结果。但是,网络空间的功能异化与乱象,也不容忽视。合作治理理论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网络空间的合作治理旨在界定网络空间的领域边界,明确网络空间治理主体的角色与功能,构建相互制约与监督的合作治理机制。     

政社关系转型背景下的枢纽型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创新——以上海市J区为例的单案例研究

枢纽型治理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政府代理"形式,代表着政社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基于社会治理网络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上海市J区枢纽型治理的经验研究,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模式取决于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和强度。研究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占据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并受强弱关系的共同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枢纽型治理结构本质上体现为"政府—枢纽型组织—社会组织"三者间的一种上下双向"嵌套"形态。而这种双向嵌套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具有个案层面的可重复性和可推广性,也可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我国当下的政社关系转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论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提高了网络民意在政府政策执行运作中的分量,但其对现实社会的揭示和质问总是呈现出一种"黑幕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讲,揭露社会"黑幕"更能彰显网络围观的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但网民热衷围观"黑幕"也容易招致负面的社会影响,分析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现象的成因并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有助于消解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困局。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政策网络：范畴、批判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而形成的一种分析途径和理论模式,正成为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本文通过对政策网络的兴起与理论基础的回顾,深入分析政策网络的典范和主要流派.通过研究发现政策网络并非完美无缺,政策网络面临诸多问题与批判,深入了解这些批判视点的同时还详尽阐述了政策网络的适用性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管理研究范式的革新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性产物,在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当前,理论界对流动人口正日益聚集的系统性风险研究与关注不够,尤其对于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的研究仍停留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层面。而事实上,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传统研究正面临范式挑战与危机。本文基于"国家——社会"的范式分野视角,通过对风险国家行政管理范式变迁的历时性分析,针对流动人口领域出现的系统性与结构性社会风险,提出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管理应向社会风险治理转型,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的"善治"。     

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的三大范式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学术界对此有褒有贬，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手范式和无为之手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作用给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援助之手范式与攫取之手范式之间，立场的相互对立非常明显。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从本质上展现了当前国家体制中的“悖论”性现实。     

作为一种范式的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知识社会学领域发展而来的理论范式,代表着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的转换。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社会建构主义对曾被视为“社会因素空场”的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解释。其分析力和解释力又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范式的诸构成要件的,如理论前提、分析维度、研究进路、批判及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