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民间非诉讼机制研究

现代社会的纠纷是多元化的,随着建立农村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开始更多地为世人所关注。基于对民间非诉讼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对民间非诉讼机制进行合理定位,并从制度安排上作出策略选择,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最终推动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     

借鉴国外ADR机制 完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ADR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传统上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以调解或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法,首先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即在欧洲大陆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广为流行,已逐渐成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中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调解为传统象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制的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实践表明,正式的法律和诉讼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借鉴国外ADR的先进经验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发展司法ADR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诉讼的与非诉讼的、官方的与民间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关联所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性质,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而我国历史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方法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事纠纷的解决都倾向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拥有诉讼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非诉讼解决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这需要在立法、思想方面给予其保障,通过人员培训、法律完善、加强监督来不断改善非诉讼解决机制,加强其与诉讼之间的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律师调解制度

基于自贸区纠纷区别于其他纠纷的特点,现有的诉讼与仲裁机制不足以应对其纠纷解决需求,以商事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成为必然。律师参与自贸区纠纷的调解,不但有关联的制度基础,也有其他非法律专业调解主体所不具备的法律优势。经各地先行实践探索,自贸区纠纷中的律师调解制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其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律师调解队伍的建设和任职制度以及配套的多项保障制度等。     

论治安调解的模式创新

治安调解是我国法定的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独特优势,因其符合我国＂和谐＂文化的传统理念,具备特殊的人文、教育、迅捷、低成本等优势,成为新时期人民警察解决治安纠纷争议的常用方式,也是公安机关建构和谐社会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体现。治安调解的社会效果直接取决于有效的调解工作模式,公安机关在依法调解的前提下,还应积极探索创新调解模式,最大限度地化解治安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浅议我国ADR的重构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和谐社会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二者均是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诉讼解决机制一枝独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萎缩,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重构我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行政处理。本文试从理论分析和现实立法层面论述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的运行，分析其作用发挥的优势与不足，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在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来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并不断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同时,要注意整合纠纷解决的本土资源和域外经验,处理好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关系;加强相关社会组织的建设,以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培养社会自治能力,发扬自主、协商精神,形成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基础。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完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

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但目前两者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很好地衔接,尤其是人民调解制度日渐萎缩。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迅速化解,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建立相对固定的调解组织,建立专门的指导组织,形成制度化的指导机制,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接触机制,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核等措施,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与审判力量有机结合。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我国并不存在经过设计或者立法明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实中所采取的是以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为主导、以司法机关的司法解决方式为配合、以社会调处解决为补充,结合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并以非诉讼方式为主体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整体和局部层面皆面临着无法全面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困境,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想

我国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应当树立多元化的理念。多元化既包括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多元,也包括诉讼机制本身的多元,从而形成一个能够应对不同类型群体性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网络。     

先行调解的三重含义

一般意义上纠纷解决中的先行调解应当包含三重含义,即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和显著的制度优势;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对我国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形成的五种典型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议起草和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法》,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基本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构建以第三方调解机制为主,以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辅,以诉讼解决为最终保障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ADR与我国公安行政调解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清代水事纠纷解决途径及其启示

作为封建农业大国,清代水事纠纷发生频繁,解决这些纠纷的诉讼途径和非诉讼途径相配合,其中诉讼解纷途径注重实地勘验获取第一手材料,并且注重国家法令与地方风土人情和水事习惯规则相变通和协调;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调解注重利用乡绅、＂水老＂等民间力量。尤其是诉讼和调解都注重发挥熟人社会的自我监督和教育功能,并促进水事习惯规则生成和传承,值得研究扬弃。     

ADR与我国公安行政调解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