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算法隐患及其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作为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便引发各行各业的关注和担忧。就行政决策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行政主体实施社会数据采集分析、行为预测、方案演绎,进而辅助行政决策的信息采集、关键问题识别以及决策方案的最优化实现。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的三个阶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训练数据库的片面性可能会导致信息的不公正、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算法黑箱可能会引发公众对行政决策透明性的质疑。若要最大限度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应当强化算法歧视治理、明确技术的辅助性地位、增强算法的参与性,以此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行政决策的深度融合。     

行政改革的“怪圈”与价值选择

本文从行政哲学层次认为,行政改革作为典型的公共选择活动,与集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行政改革中价值导向的失调,是改革陷入“二难抉择”的首要原因。正是此因特别是价值选择的错乱与冲突,埋下了改革不彻底的种子,并流变为行政恶性“综合症”的重要诱因。着眼于行政改革的科学导向和价值建设,文章尝试提出以尊重“市场价值纲领”为核心的行政价值冲突市场化解机制。     

谱系、异化与实践：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

在技术赋能和算法嵌入的视域下,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深度参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建构全过程。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和低复合能力等特征,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作为生产力工具,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当性内部证成。在马克思经典哲学图谱中,弱人工智能是先进生产力与前沿科技的典型代表,深度重塑了社会阶层结构和人类思维空间,具备创造物质价值、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等三重社会价值的内在机理。然而,在当前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及其自身限制异化等问题导致弱人工智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背离。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技术资本异化问题、技术理念异化问题、技术限度异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探赜弱人工智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实现社会价值的适恰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可以缓解警力不足,优化执法行政流程,提升治理精细化和公安决策质量,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但人工智能固有的技术缺陷会给公安机关带来治理风险和行政伦理等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优化公安组织体制和警务机制,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和数据安全监控,创新警企合作机制,探索警察行政伦理和规范体系,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

随着行政范式的变迁,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公共行政应该坚持哪些价值以及如何坚持这些价值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划分不能简单采取公平—效率二分法,而应该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实践来看,两类价值不会自动走向融合,需要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予以调解和引导,从而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强效整合与动态平衡。     

另一种作用:行政价值对核心价值的决定

本文从行政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关系角度出发,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社会主义行政价值的性质上的决定作用和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另一种属于运行上的决定作用,从而形成对社会主义行政价值的应然内涵的研究和阐述,进而得出社会主义行政价值的若干本质特征。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矛盾及其产生矛盾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行政价值形成的过程、路径和节奏及其完善的动力。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体现的价值取向探讨

厘清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体现的价值及其价值取向,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法治化有重要的意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体现出以下的价值:公正;效率;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灵活性。通过对不同价值的考量、判断,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该选择以下的价值取向:效率优先、实现公正的取向;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兼顾稳定性的取向;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取向。     

行政伦理及其价值原则

本文从讨论公共行政与伦理的关系入手,论述了行政与伦理两者关系分离的原因,进而着重讨论了行政伦理价值;从公共行政的价值原则和行政官员的道德素质两方面分析了行政伦理价值的内容,并强调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目标。     

中国行政伦理构建价值取向及轨迹

在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唯有价值取向明确后,才有可能进行行政伦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纵观行政伦理构建过程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制度的创新与价值的重构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主导思路,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优先原则。     

论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三大问题

行政价值是行政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应严格加以区分.从这一基本原理分析,当前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行政价值主体丧失了主体地位,特别是丧失价值评价主体地位;二是公共行政主导价值的旁落;三是公共行政"负价值"对"正价值"的侵犯.     

行政公平的基本涵义和内在意蕴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对行政公平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启发意义。公共行政在其核心主体、本质要求、价值属性、公民权利、公共政策、行政行为和基本维度等方面凸显着行政公平的基本涵义。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善治理论涵摄出行政公平的内在意蕴。     

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可能性、议题重构和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影响引起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普遍重视,但在强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必然导致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形态的前提假设下,相关研究可能继承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思维,从而低估了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潜在贡献。自然科学视角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否定揭示了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多种技术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组织、全球三个层面的议题重构更多强调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变革过程的影响,而由此启发学科、制度、政策三方面治理创新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和实践以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与影响。     

行政发展视域中责任伦理的价值向度

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认为行政责任伦理内在价值向度转换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威尔逊的无道德行政、马克斯.韦伯的个体先在的责任伦理、罗尔斯的社会道义的公共责任伦理、后罗尔斯的公共伦理与个人伦理相统一的责任伦理的变化。同时,本文认为,行政责任伦理的研究内容包括责任伦理理念、责任伦理要素、制度(规则)伦理三个方面,行政责任伦理的特征表现为:应然与实然相统一、非自律与自律性相统一、公共伦理与个体伦理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评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夯实方法论基础、拓展理论视野和充实知识框架等方面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宪政主义范式也招致不少学者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宪政主义的价值理念违背了公共行政学成立的初衷;宪政主义的规范取向,是一种空洞的理论;宪政主义内部价值之间存在着悖论;宪政主义过于强调一元路径,忽视了公共行政的本质。未来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迈向成熟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在行政哲学、价值理念、方法论和政府管理领域等方面实现合理的转变。     

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演化

行政法作为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应能反应公共行政变迁的内容,对公共行政变革及时作出回应。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对行政变革进行修正和引导,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认知、利益与妥协——区域公共管理的政治前提阐释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复杂生态条件下,囿于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封闭治理模式——行政区行政已难以通过自身调适有效解决日益＂外溢化＂和＂区域化＂的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传统行政区行政模式必须向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这种后发外生型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然涉及政治系统调整和改变。政治系统内部的认知差异、利益差异及相互妥协是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实施的政治前提。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界定及特征

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法律规定专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及安全的维护等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性组织的总称。它具有服务性、社会性、公益性、职能性、法制性等特征。根据是否依仗行政权力来推动管理活动 ,可以把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分为行政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和社会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 ,它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点。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

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应容许国家公诉机关或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直接关系到公益保护的有效和行政权力监督的力度.在我国建立以行政公诉优先、民众诉讼为补充的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知识、办案经验,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又动员了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从而构建监督行政权力的系统,促进行政权依法行使,从而维护公益.     

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行政价值观的七大取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已经在深层次的变革创新之中呈现出新的取向。基于对已有的文献报道、国家政策、政府行为表现等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国家公务员的行政价值观在民主、法治、权力、发展、政绩、人才、群众等观念方面出现了新的理解和选择,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预示着行政价值体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