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如何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两个具体问题为例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与社会治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法律规范上恰当调整婚姻家庭与社会治安的关系,既有利于社会治安,也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美满。这些法律规范在治安行政法上有相当的体现,因此,在治安行政执法中应注意兼顾社会治安与婚姻家庭的关系。     

强化公民治安意识以防控城市犯罪

治安意识是人们关于社会治安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和。它包括治安守法意识、治安防范意识、治安风险意识、治安信息意识、治安责任意识和治安环境意识。治安意识在人们的治安实践中产生，由一定的社会需要和治安环境所决定，并能动地支配人的治安行为。应当通过广泛宣传治安法律、定期公布治安信息、具体教授防范方法、认真落实预防措施、努力建设社区环境等，来培育公民的治安意识，从而奠定预防犯罪的坚实社会基础，开辟发现犯罪的广泛信息来源，构建制止犯罪的严密网络，逐步形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从治安管理学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普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治安、治安秩序、社会秩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普遍承认治安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对象的论证大多以治安为核心。从多种学科对于秩序、社会秩序的研究结果判断，以“社会治安秩序”作为逻辑起点较为恰当。社会稳定与安全是社会治安秩序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属性，也是治安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在对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以“社会治安秩序运行机制”作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比治安现象论、治安规律论等理论更具备特殊性、概括性、抽象性和可操作性。新的范式不但可以包容以往的研究，便于建构治安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而且更有利于解释治安现象、解决新的治安问题。     

三峡移民社会治安问题探析

三峡移民社会治安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移民自身的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的社会治安问题,不能就治安谈治安,必须立足长远,努力从源头上消除移民的不稳定因素。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农民治安意识与农村治安社会化参与——对浙江省农民治安意识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治安意识是治安管理社会化的社会思想基础,农民治安意识的水平决定着农民参与农村治安的状态。调查发现,浙江省农民的治安意识水平虽然总体上较高,但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农民治安参与意识、邻里互助意愿虽然较高,但与实际情况存在比较明显的背离;农民对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认同度比较高。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民个体层面的治安意识主要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现代意识及既往被害史有关,而集合层面的治安意识与当地人均收入及总人口与警力比无密切的内在关联。应加强治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农民治安防范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充分挖掘农村的治安资源,多策并举,建立和完善农村治安社会化参与模式。     

自力救济视角下的治安信任探究

随着社会非正式控制力的减弱和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治安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给人们带来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社会安全隐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成员对治安保障的需求和期待,自力救济就会成为其解决纠纷的首选项。以自力救济现象为切入点,从道德和法律层面阐释分析治安与信任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自力救济者与治安信任的动态转变影响着社会成员能否克服社会文化属性的焦虑并参与到社会治安的正向循环中来,进而协助政府排除社会治安风险,实现由和谐治安秩序的维护到治安信任的转变。对此,可从营造邻里文化氛围,夯实治安信任基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警民和谐信任关系;整合社会治安信任资源,深化政务制度信任等方面探究符合我国治安现状的信任机制和对策。     

论治安执法与民事法律

公安机关依照职权执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的法律法规的活动,是谓治安执法。它是公安机关依法管理社会治安的重要内容,是确保一方平安的有效手段。在当前,进一步强化治安执法,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发展,保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治安主体多元化模式下的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旧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基于治安主体多元化模式下的多中心治理逐渐成为当前形势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单位制的管理模式在体制上和意识上的影响仍然较为强大,企业保安服务水平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存在较大差距,民间组织独立自主的活动能力不强,基层群众社会治安主体意识缺乏。应赋予其他社会力量治安主体地位,逐步建立多中心治理的合作式治安模式。     

治安社会控制理论初探

一、治安社会控制的涵义治安社会控制的涵义是,施控主体为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根据预定的治安目标而对受控客体实施的一种能动的作用,并最终达到这一目标。社会治安控制作为一种能动的治安作用,至少应有作用者(施控主体)、被作用者(受控客体)以及将作用由作用者传递供给被作用者的传递者这三种元素。而这三种元素又组成了相对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介质)     

论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性

为什么对社会治安必须实行综合治理?这是由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性决定的。深入认识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性,是深刻理解和执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方针的客观根据。一、治安问题综合性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所谓综合,即多种事物互相联系的辩证关系,显示出各事物有规律地联结为统一体的客观过程。每种社会行为,都是相关的多种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治安问题,即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问题。治安秩序是社会秩序中有关公共安全与社     

论我国当前社会治安服务供给体系

我国当前社会治安服务供给体系中既有公安机关的职能服务,又有市场化运作的保安服务公司提供的有偿安保服务,同时还有各种类型的群众性治安服务自治组织。这个体系基本满足了社会的安全需求。但随着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对安全不同层次的需求的产生,需要对此体系进行调整,改变公安机关的警务模式,使社会安保力量在公安部门的指导下满足不同层次的安全需求,特别是保安服务公司的个性化安全服务。     

社会治安防控与政府应急管理协调研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从属于社会公共安全体系,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社会控制的本质,这决定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在理论上具有协调的必然性,在建设和运行中具有对接的必要性。实现对接的路径包括:从应急管理的层面提升治安防控的层级,以治安防控体系夯实应急管理的社会基础,以治安防控平台充实政府应急管理体系。     

论大治安

大治安,是从其多(宽度)、从其高(高度)、从其远(长度)来分析与实施社会治安防控,将治安看成之内(社会治安元素)、之中(社会治安攻防)、之外(社会治安生态)的一个多极、多层、多变的有机系统。大治安是大系统,是全方位、全层次、全过程的治安;大治安是大团圆,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转化、缓和矛盾,追求社会治安防控的静动和谐、宽严和谐;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必须汲取和承继中国传统的治安经略和社会治理经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原理,历史地、科学地、完整地揭示出社会治安问题的特性,寻找到科学的社会治安对策。     

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

当前治安史研究侧重设在城市的国家治安主体而忽视历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根据国家治安主体和社会治安主体的二分法,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秦汉魏晋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南北朝隋唐国家治安主体衰落;宋元明清以社会治安主体为主。其演变呈现三个趋势:从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向以社会治安主体为主转变;从利用国家资源为主向利用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强制社会组织承担治安义务的程度越来越强。     

群众治安积极性刍议

群众治安积极性是群众为满足其基本安全需要而形成,并作为追求社会性需要的动力存在,是公安工作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群众治安积极性与群众治安意识相联系而又区别.公安工作不仅要提高公安队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更要将群众的治安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更好的进行社会治安防控.社会转型时期影响群众治安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很多,如何提高群众的治安积极性始终都是公安工作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     

非公经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非公经济组织治安防控,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对非公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的主要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入非公经济组织,是改进非公经济的治安状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认清在非公经济组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规范其内容,强化其措施,是当前做好非公经济组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由之路。     

治安效益研究（上）

治安效益，是指通过公安工作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的过程中所实现的社会实际受益，它客观地反映了公安保卫工作对国家和社会所作出的实际贡献。文章阐述了治安效益的本质、特点、内容与类型，分析了重视治安效益的意义，强调了建立“公安质量——治安效益”模型的重要性，指出了只有加大公安投入，才能提高治安效益、造福社会平安。     

意识危机与社会治安的治理

社会意识与社会治安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因果关系.积极的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因素影响下,产生了社会意识危机.深刻认识社会意识危机现象,通过综合治理,达到预防和减少治安违法犯罪,稳定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