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立法比较与学理阐释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罪责故意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立场,不存在三阶层赖以存在的犯罪论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14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故意"的概念内涵,并且将"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成立"故意"的条件,这与不定义"故意"概念的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德国、日本刑法学理上给"故意"所下的定义存在较大的差距,也不同于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俄罗斯刑法。认为我国刑法可以与三阶层体系完美契合的观点,明显忽视了我国刑法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这一规范障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双重的形式故意概念不具有合理性,它会导致一些案件处理的复杂化。无论是出于逻辑自洽还是功能自足的考虑,我国采取中国特色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不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探析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一直是困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难题,理论界关于主观罪过形式问题的争论不断,主要有故意说、过失说和复合罪过说。如果坚持过失说,那么行为人对违反法规是"明知"的,但对危害结果是过失的,这实质上是双重罪过。复合罪过说不符合我国刑法"同一罪名,同一罪质"的立法原则。因此,在实然层面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应坚持故意说。在应然层面应该将本罪罪过分开分条设置,分别包含故意和过失。另外,适用严格责任有悖于中国刑法的立法基础,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     

结果加重犯研究

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学中的地位是指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学体系中的位置。结果加重犯在刑法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回避结果加重犯的态度,只能使人们忽视结果加重犯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形式探讨

97刑法修订后,新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但是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争议较大,从而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理,妨碍了刑法社会保障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在比较分析各种学说后认为,无论是从法律逻辑,还是从过失犯罪罪行法定的角度,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能包括过失。     

论犯罪故意程度及其认定标准

犯罪故意不仅有类型之分,而且有程度之分;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缺乏探讨,不利于此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国外同仁的探讨中,英美法系的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理论相比,各有其特点,但大陆法系中的意大利学者的理论最为深入和明确,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并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犯罪故意程度的结构要素由认识要素、情绪/情感要素、意志要素三部分组成。依据故意心理态度形成过程中的自觉性/独立性状况,犯罪故意程度可划分为主动故意、被动故意和被迫故意三个程度递减的层次,这种划分比较符合行为人实际的心理状况,具有可操作性,体现了罪责刑相统一的刑法精神,有利于我国刑法故意心理态度理论的完善。     

故意杀人行为的类型化考量

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量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而我国刑法却只予以了简单的规定，致使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或本应以故意杀人罪评价的行为却在其他罪中评价，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类型化”的方法论指导。在我国对故意杀人行为进行类型化，有其历史基础和国外经验的借鉴；并且有其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我国故意杀人罪量刑基准的确定，有利于从立法上消减死刑条款，有利于处理《刑法》第17条第2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对行为评价的不足。     

法官如此裁判 刑事审判要点解析 刑法总则卷

这一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有商榷的余地。也有观点认为,“不可轻易地说,‘某种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因为在刑法分则中,凡是由故意构成的犯罪,刑法分则条文均未排除间接故意;当人们说某种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时,只是根据有限事实所作的归纳,并非法律规定”。     

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

作为“刑法中最困难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在理论上非常深奥而实践中又十分重要。本文试从概念着手,对二者加以区分。     

对间接故意及疏忽大意过失罪过心理的探讨

在多年的刑法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许多学生在学习刑法犯罪主观方面理论时,对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内容掌握得较好,但在运用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理论分析案例时常常出错,深究其原因,还是对这两方面的罪过心理理解得不够透彻的缘故。本文试从认识与意志两方面因素深刻探究这两种罪过心理的发生机制,以期供广大学员及教师同行们参考。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第3条),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间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即法不溯及既住,除非依照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国刑法第12条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试论"巴楚民族文化圈"的特点——以历史文化的视野考察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区域文化圈,即"巴楚民族文化圈"。其独特的地域性,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及其演变的趋同性,为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发展逻辑的整体奠定了文化基础。     

“七率一量”的演变及内容

刑事科学技术业务考核的标准有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七率一量"标准的提出,使刑事科学技术业务考核实现了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变,是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一场较大的变革。特别是其翔实的内容和可操作的方法,对公安实战部门具有其独特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死刑复核权归位之程序构想

随着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一直以来关于死刑复核权的争议与质疑似乎尘埃落定。然则,收回是一句话,如何收回, 复核程序又将如何完善,又是学界与司法界不得不直面的复杂问题。本文拟针对当前死刑复核程序之弊端提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之构想。     

"解除条件"与"解除合同的条件"关系辨析--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与第93条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中的"解除条件"和第93条中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它们的含义、范围、作用及其法律后果不同,极易造成混淆."解除条件"是合同效力的附款,它本身不能成为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其成就合同效力自动终止."解除合同的条件",可以是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也可以不是,其成就仅导致解除权成立,合同终止另需当事人行使该解除权.     

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     

完善合同变更法律规定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变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77条和第53条,学界一般将第77条规定的合同变更称作“协议变更”,将第53条规定的变更称作“请求变更”。但我们越来越发现“协议变更”和“请求变更”的法律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需要。故此建议正在制订的我国民法典应在“协议变更”和“请求变更”的基础上,增设“约定变更”和“法定变更”,以完善现有的“请求变更”的规定。形成“协议变更”、“约定变更”、“请求变更”和“法定变更”四种合同变更形式并存的合同变更规范,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合同变更关系的需要。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年设的"堡哨"、"边墙"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     

目的犯的目的研究

目的犯的目的是指目的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是由具有不同心理内容的直接故意目的和特定犯罪目的构成的。其中 ,直接故意目的是目的犯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 ,其是否实现影响目的犯是构成既遂还是未遂形态 ;特定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最终结果 ,其是否实现虽不影响目的犯是否完成 ,但当特定目的实现行为本身独立构成犯罪时 ,应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来对之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在散打战术中的应用

散打是武术中运用踢、打、摔、拿、格、架、挡、截等攻防方法进行有规则的实战的对抗性项目.散手是搏斗运动中的一个分支,在技术和战术上都具有独自特点;因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比赛和不同类型打法的对手,就应该确定不同的战术内容.文章通过对散打战术的浅析,针对"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战术的特点,重点论述了其在散打中的战术作用,为散打的技战术训练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赖昌星“难民”案的法律分析

赖昌星携家人潜逃加拿大后,向加拿大移民部提出了"难民"申请,由于加拿大难民制度完善而复杂,该案也一波三折。本文就赖昌星"难民"案所涉及的加拿大难民法律制度、该案争讼的焦点和该案目前的进展与前景做了简要介绍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