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社会学“纠纷三阶段”理论的框架中,社会整体层次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忍受”、“回避”、“压服”、“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等类型。其中,“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缓解因行政纠纷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护既有行政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存在着吸收纠纷的范围有限、第三者中立性缺失等问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引入ADR。     

人工智能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司法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在法律信息检索、文本自动化生成、裁判预测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并不断有新的技术在试图达成“算法裁判”的终极目标。人工智能在纠纷解决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在诉讼领域的立案、分案、庭审、裁判、执行阶段都有深度应用；在非诉纠纷解决领域也通过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实现智能化目标。但是，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目前，人工智能在比较分析任务中作用较为明显，在认知推理任务方面尚未达到突破性进展。所以，必须规划设计人工智能的识别模型、定义模型、链接/关系模型、输出模型等模型，构建“人工智能+纠纷解决机制”架构，运用 “对话+推理”的认知识别方法，才能真正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智能化、全方位的纠纷解决体系，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决策参考。     

对“农嫁女”涉法纠纷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农嫁女”涉法纠纷是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大量此类纠纷情况的实证分析,基本厘清了纠纷的特点和成因,并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性质、土地补偿费能否进行分配以及户口、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农嫁女”问题的形成缘于观念、利益和权力多方面的冲突,这也是当前法院处理“农嫁女”案件面临诸多困难的重要原因,只有加强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多管齐下,才能平稳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     

藏区民间纠纷习惯法解决机制——从法人类学考量

对于法人类学而言,社会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对社会平衡稳定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纠纷是主体间均衡状态的秩序倾斜,研究纠纷的发生、成因及解决方式是法律研究新的命题和方向,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或动力。对于纠纷的解决。规则制定尤显重要,但规则又与权威、文化等要素息息相关。藏区存在特殊的高僧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了藏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解答了霍布斯提出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命题。     

律师是什么——新中国律师业60年五个发展阶段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律师业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目前16．6万执业律师，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继承与探索阶段，文革中的法律虚无主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阶段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五个阶段，历经曲折，在改革发展中前进，有很多值得深层思考的问题。     

法院调解:制度而非原则

纠纷和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相伴而生的事物,纠纷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从逻辑的角度看,有了纠纷自然就会有纠纷的解决方式,而后才有依据什么解决纠纷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程序法律制度在逻辑上是先于作为纠纷依据的实体法律制度而存在的。”〔1〕代表人类早期法律文明的成文法无一不体现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交融,罗马法中的诉的制度是鲜明的例证。今日的英美法系如此注重司法的造法功能其实质上还是在遵循先有纠纷解决活动,而后才有纠纷解决依据的逻辑。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程序具有举足轻重的…     

用“情”化解离婚纠纷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纠纷难断,离婚纠纷尤其如此。一般的民事纠纷,调解起来就是“法”“理”“情”三个字,家事纠纷特别是离婚纠纷则更重视“情”的方面。     

对一起精神科医疗纠纷案和解处理的分析

医疗质量是医院永恒的话题，医疗纠纷是医疗过程中的“副产品”。医疗纠纷的存在有多种因素．既有医院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又有患者的因素。对于纠纷不能正视，将会产生无穷的后果。作者将自己参与处理的一起精神科纠纷“私了”案例报道如下．以供同行汲取教训。     

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法哲学研究经历了神学取向、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过程 ,但也不排除共时性的存在。在当今 ,神学取向的法哲学研究已衰微 ,而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已成为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虽然哲学诠释学是在反对“科学方法”的名义下产生的 ,但它与科学方向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 ,相反 ,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却越来越多 ,它们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认知之两翼。     

法观念、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机制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法及其适用目的的不同认识,使得法观念成为影响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另外,通过诉讼机制来解决纠纷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与之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国家治理是一个与公民权利无涉的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旨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而纠纷解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运作.     

刑事控辩对抗基础的反思

只有刑事纠纷存在的场合，控辩对抗制度设计才具有合理基础，其适用范围也受此限制。刑事诉讼不全是为了解决刑事纠纷，还包括刑事裁断事项。刑事之“诉”多样性决定了“讼”的方式多元化和完整性，可根据“诉”的对立因素差异而创设能包容对抗制与合作制的诉讼制度。追诉与被追诉“平等武装”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可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停留，有效的诉讼平衡过程不需要重复，这种原理成为被追诉者选择合作制或对抗制司法的法理基础。     

司法权视野中的纠纷

任何一种权力都有着自己的作用对象，否则，它就会失去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司法权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权是为纠纷而存在的，只有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司法权才能彰显自身的存在意义。 一、纠纷成为司法权对象的一般意义 有社会必有纠纷。纠纷是社会成员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这里的社会均衡关系就是社会秩序，所以也可以说纠纷就是社会秩序产生的混乱产纠纷往往与无序相伴随，而与秩序相对立，“秩序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概念表明，普遍存在着无连续性、无规律性的…     

社会团体法人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司法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社会团体法人与其内部成员或利用人之间的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发现法院对此类诉讼采取了极度审慎、克制的态度,僵化地秉持着“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和“平等主体关系说”等判断标准,混同了社会团体法人“公”与“私”两个面向,将大量纠纷排除在了司法审查之外,社会团体法人的权力(利)行使已然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法外之地”.法院应厘清社会团体法人在不同场合的角色定位,运用体系化的制度资源,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社会团体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人之间纠纷的司法审查问题.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社区矫正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近几年来，社区矫正研究成为刑事法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社区矫正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冷到热的过程，初步形成研究中心、研究格局及核心期刊群。社区矫正研究的兴起有其时代背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则是社区矫正研究得以兴起的深层思想基础，而实践所产生的广阔的理论空间、国家权力对社会矫正研究的肯定与支持是社区矫正研究发展的直接动因。     

法社会学视角下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及公众参与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多样,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大量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并潜在积累着社会大众对行政主体的不满,日益制约着行政主体职能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本文在法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行政主体行政过程中出现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进行分析,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公众参与理论,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范围内为行政纠纷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解决途径。     

永和县200余名干部送法下乡

一场以“法制宣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法治下乡”活动在山西省永和县全面启动。200余名政法、乡镇干部已分赴7个乡镇、4个社区和79个行政村展开力度空前的送法惠民热潮。     

犯罪观的认识论考察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犯罪的认定从古至今经历了“重实质”到“重形式” ,再到“形式与实质统一”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众多的犯罪本质观 ,规范违反说是最符合社会科学的价值特质的一种观点。在内容上 ,“罪的观念”是在社会一般规范与现实中发生的行为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而社会一般规范是在各种观点的竞争和妥协过程中整合而来。规范违犯与法益侵害在层次上、作用场域上不同 ,但又相互影响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