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三无”可称良——防止地方立法的部门利益倾向

现代文明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治，意味着良法之治。良法的概念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指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立法怎样能够制造出良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客观需要，更是立法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讨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他的良法思想、法律适用思想以及对法与道德的论述,可以使我们从其法治思想的源头上进行一些追溯,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法治的本意有所裨益。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讨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他的良法思想、法律适用思想以及对法与道德的论述,可以使我们从其法治思想的源头上进行一些追溯,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法治的本意有所裨益。     

程序正义理念与法治国家

一、中国走向法治必须转变程序理念究竟何为法治？如何走向法治？近年来学者们讨论颇多。亚里士多德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已揭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１〕这告诉我们,法治不仅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法律本身是良法而不是恶法。也就是说,法治具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内容,但首先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理想与价值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前提,法治化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的现代化。”〔２〕法律观念的核…     

民主先行，还是法治先行？

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关于法治的著名论断：“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些都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切忌语焉不详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何谓“良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律具有告知、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诸项功能。为实现这些功能，立法中对相关制度的规范性、确定性的表述，应当是评判一部法律是否为“良法”的基本标准，也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如何才能实现法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简称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实现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法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良法;二是人们对良法的普遍服从。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而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服从是良法的价值体现,是良法制定的根本目的。二者是良性互动的。     

优化苏北法治环境 服务地区经济发展

一、法治环境释义及基本要求 法治环境概念的逻辑起点在于法治概念的定位．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包含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经历了2300多年，法治的两点基本属性让法治建设的国家奉为经典。中国法治建设走过30年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依法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软环境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越发达，民主意识越增强，公民权利越完善，法治对于地方治理的意义就越重大，法治环境的构建成为了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个新课题。     

实现法制现代化的障碍

两千多年前主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法治有过精辟的论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技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普遍的守法和法为善法。这两点法治的应有之久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普遍的守法，要求法律不仅调节、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还指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理顺各种社会关系、规范谷种社会行为．使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这可以说是法治的形式方面的意义；而法为善法就触及到法治的最深的理念层面，人性、理性、正义成为法律的最高目标。检验法是否为善法就看它是否符合人类的理性…     

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几点认识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针，明确载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五大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就我国如何实现法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一、法治的含义对于法治的含义，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作过精炼的概括：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     

从"法制"到"法治"--试比较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本文着力于比较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通过比较发现:双方都注重法律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强调法律要具有内在的价值精神。但是,荀子所强调的法律层面的治理,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人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风格阐明了“法治”的必要性。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厘清“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更深入地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论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

何为法治?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一种以法律为主体,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思想文化基础的社会管理方式。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提出了“人治”与“法治”即“由     

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法治学说。那么,历经漫长的世纪,是什么力量让法治最终在西方孕育和扎根,并使之影响到当代整个世界的法律观?答案就是对法律的信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这一论     

备案审查:立法工作的重要一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基本解决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有法可依"的问题,今后立法工作的重点将偏向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上。这已成为共识。这其中,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一个重要环节。但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边缘化"。究其因,主要还是一些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这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又应     

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几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讲稿摘登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饶有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1.从先秦的法治思想到封建法律中的罪刑法定先秦时期作为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了法治思想。韩非子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商鞅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言不中(合)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明确提出了     

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简政放权的法治逻辑

田飞龙在2014年第2期《群众·决策资讯》载文《简政放权的法治逻辑》认为，李克强总理围绕“简政放权”提出了一系列典型论述，其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对政府的法治要求，规范内涵在于：政府权力必须获得法律授权，否则违法无效。这是“依法行政”的最基本内涵。     

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     

论邓小平法律思想的核心

邓小平法律思想研究是我国当前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法律思想是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才能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目标的实现。     

城邦的理性:基于《政治学》卷五的思考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实地调查结果写成的。亚里士多德视内讧为政治机体的一种疾病。他希望能了解内讧和政体变革的原因,从而能为医治政治机体顽疾的医师们—法律制定者和政治家—提供对症下药的良方。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突破了柏拉图的自然(神秘)理性主义,走向了现代理性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