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实体上和程序上非法获取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刑事制度进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即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弥补一元庭审模式的缺陷、实现司法正义。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作用,应当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规则的程序。     

论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实体上和程序上非法获取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刑事制度进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即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弥补一元庭审模式的缺陷、实现司法正义.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的作用,应当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规则的程序.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及分类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是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造成学界在构建排除规则不统一的原因主要为：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认识不统一以及对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没有全面认识。对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即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进行尝试，并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作一个分类，可以为学界在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提供参考。     

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问题愈来愈成为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因而，正确、全面、完整地对刑事非法证据进行界定意义重大。我国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具体包括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违法的实物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的和提供的实物证据等类型。     

论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跟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样在现代社会具有重大实际价值。对国外相关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展开评介,认为德、法等国的利益权衡说更加符合我国实际。在排除范围上,私人获取言词或实物资料系通过私刑逼供、残酷精神压迫、长期人身羁押等严重侵害他人宪法赋予的基本权益之极端方式完成的,除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正当行为或非法证据排除特殊除外范畴外,一概均不承认其具备相应证据能力;同时规定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流程及特殊除外规定。     

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客观性、关联系、合法性三个方面作为刑事诉讼中采信电子证据的标准，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从取证主体的合法性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两方面来构建完整的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     

构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且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制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言词证据"非法性"的提出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逐步构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试论破坏选举罪适用范围之扩展

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和保障，现实中破坏选举的行为层出不穷。而破坏选举罪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致使不少严重危害行为置于刑法的射程之外。因此，应将破坏选举罪适用范围扩展到相当范围的政治性选举活动，具体到我国，应包涵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法律议案表决活动等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的选举。     

试论走私犯罪的立法疏漏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对走私犯罪的组织结构、体系安排、罪名设置、罪刑配置等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值得充分肯定.但走私犯罪体例安排仍欠协调、走私犯罪构成要件设计有偏差,如犯罪构成要件设计偏重犯罪目的、走私犯罪的模糊用语表述导致其立法权旁落,以及处理走私货物、物品与运输工具于<刑法>无据等问题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上述问题,应当通过调整走私犯罪立法体例、增加走私特定违禁品罪、增加特定犯罪目的为选择构成要件等加以解决.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侦查专家系统初探

专家系统是一个可以将领域知识存储起来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计算机系统。由于犯罪手法（Modus Operandi，MO）的相似性，侦查推理的基本形式为类比推理，专家系统具有知识更新能力，因此建立侦查专家系统是可能的。建立侦查专家系统，应当选择合适的系统类型，设计合理的系统结构，实现知识工程师和侦查专家的有效合作，并分专业领域建立侦查专家系统。     

人身伤害重新鉴定的困惑与出路

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人身伤害重新鉴定立法位置安排的不当和程序设计的缺失,遭到了鉴定实践的抗争,默默演变为不断重复鉴定的制造源。因此,应当完善人身伤害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经过文证审查的过滤,建构专家委员会的终结性复核鉴定制度,并通过诉讼程序消解鉴定障碍,达到公正选择适用重新鉴定程序规则的目的。     

我国初次犯罪严重性调查报告

犯罪严重性分析关系到对犯罪轻重的区分,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科学性的前提。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犯罪严重性进行测量后发现,民众分析与专家分析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在对刑讯逼供行为、故意伤害行为、风化犯罪等的严重性分析方面差距巨大;不同职业身份对犯罪严重性的分析差距较大。此类调查的方法论意义重于具体结论。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建立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当庭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鉴定结论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因此其在法庭上的质证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无论是被告人、被害人,或者是辩护人,往往都不具有鉴定结论的相关知识,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规定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扩大了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减刑,这一修改集中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刑事立法的接轨,刑法立法应适度限定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排除老年人构成累犯,将毒品犯罪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要件之质疑

文章认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只是行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由此论述得出结论刑事责任能力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没有直接联系,它不应当成为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只是行为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要件。文章主张将刑事责任能力从传统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中剥离、抽取出来,作为刑事责任理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