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及其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有限理性论在立法技术中的应用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有效性。在理论上的开拓性在于:第一,首次实现了从有限理性论展开对立法技术的研究;第二,首次梳理出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特征;第三,通过《食品安全法》,首次验证了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的解释、遵守和修改所具有的有效性。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领,我们不仅对《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给予合理解释,而且为《食品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建议。     

法律推定的博弈分析

推定是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法律事实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涉及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材料义务和有说明责任的推定中，包含丁关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设，推定规则也体现了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博弈论方法指导相关立法活动对立法宗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立法决策的经济分析

如何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立法决策是立法活动中的重要步骤，立法者在进行立法决策时除要考虑政治、社会、立法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外，也不能忽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立法决策这一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本文正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立法决策这一立法行为进行分析，提出立法决策的含义、立法的经济本质和立法决策的三种经济模型，以期对立法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论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立法的补充形式,对补充、完善、修改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的立法解释工作几乎没有开展,对立法解释的理论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也很少。本文充分阐述了立法解释的作用,并对立法解释的内容、方式和程序,以及解释技术阼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对立法解释的重视。     

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本文在一般法理层面，从阐释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形态开始，解析其所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由此引申开来，着重论述近代中国事实与规范的悖论，包括法律信仰命题所彰显的法律的意义世界的紧张，进而叙明法律、法学和法学家在此转型时段的可能意义。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中国语境，紧扣近代中国建设法律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意识，力图自经验中抽绎法意，而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回应中，对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作出理论说明。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立法行为能力的内涵、构成及提升路径研究

从立法能力入手，逐渐剥离出立法行为能力，该理论的确立具有适当的政策理论支撑、合理的法理基础和必要的实践需求。立法行为能力是立法主体通过自身的立法行为，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职权具体化为法律法规的能力，涵括政策把握能力、立法项目选择能力、立法项目调研能力、法律草案起草能力、与多元主体沟通能力和法律法规的解释能力等。对立法行为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立法理念、知识、技术、经验等内部因素；又有立法体制、立法环境等外部因素。立法质量是评判立法行为能力的外在标准。地方立法主体立法行为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从立法主体的建设与法律、财物保障、社会氛围培育内外两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论刑法理性

本文从刑法的实体规范和运作过程相互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刑法理性的概念,强调刑法理性贯彻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性、合理性、节制性构成了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     

立法论证探讨

立法论证是一定的主体对立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与证明,从而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参考与决策的依据.它有着启动立法、确保立法具备一定的条件、促进立法的进程以及保障立法顺利实施的功能.立法论证的主体有立法提案人、立法机关邀请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立法起草机关.它的任务或内容是对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可能性、立法形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立法的可行性等进行论证.     

刑事诉讼法用语的同一性与相对性

法律条文呈现出用语同一性与相对性的特点。用语同一性是原则，用语相对性是例外。从法解释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用语同一性的理论功用是创设同一解释规则，即通过对某一条文中某一语词的含义作出解释，推测认定这一语词在整部法律乃至不同法律中的含义；以此为基础反向识别出那些违背同一解释规则的情形。从这个角度看，用语同一性可以作为识别、检验、评判立法、司法解释中用语不规范、不妥当的路径方法。有些违背同一解释规则的情形并不是立法瑕疵，而是属于立法可接受的例外，即用语相对性。刑事诉讼法中的用语相对性多出现在普通用语、相对概括抽象的用语以及跨章节的不同条文中。由于法律用语的多义性和概括性、不同的现实语境、立法要求以及立法风格等原因，用语相对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用语相对性应保持必要限度，以维护用语同一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不触碰修法红线。     

立法原意解释的困境及其法经济学出路——兼论[2005]民他字第25号复函的解释

对立法原意的解释,既不能通过考虑立法者的主观心理意图来完成,也无法通过考虑法律文本的客观含义来实现。公共选择理论暗示立法本身隐藏着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暗示着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利益最大化立场更可能符合立法原意。沿着法经济学进路,[2005]民他字第25号复函可以解释为构建了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以实现对立法原意的解释。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周长军杨兴培同志的《对立法上“法人犯罪”的反思》一文（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７期，以下简称杨文），在对我国法人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与适时性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主张立法应及时取消法人犯罪。通读之后，...     

论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法律的正当理性在于保护人的尊严、自由以及个人与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接触说标准,在根本立场上是非理性主义、重刑主义的表现,无论是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被告人的人权、促进正常性行为方式和性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从充分体现刑法立法的科学合理性、刑法的谦抑性等立场来说都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应当在法理上、立法与司法实务上统一强奸犯罪(其中当然包括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插入说标准,反对并废除奸淫幼女犯罪既遂的接触说标准。     

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法治话语互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理性可以概括为一种语言性的、与主体间性相对应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从交往理性维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互动,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实践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品格,呈现出对交往理性引导下商谈理念的一种宽容与接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机制、互动模式,充分说明了交往理性法治话语互动的重要作用.交往理性范式的引入有助于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执法和司法公开、公正.     

理性人标准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规范性适用

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刑法学的反思性检讨

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其在刑法学中的意义，可从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犯罪构成的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三个视角加以阐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应当倡导形式理性。因此，犯罪的形式概念具有合理性，犯罪构成的形式判断应当先于实质判断，对于刑法的实质解释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关于立法解释的几个问题

立法解释是立法机关对法律规范的内容及其概念、术语所作的解答和说明。立法解释和所解释的法律规范具有同等的法德效力,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之一。在我国,立法解释有广狭之别。广义的立法解释。是指有权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国家机关本身所作的解释,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有权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己颁布的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解释等。狭义的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释。本文仅从狭义的角度对立法解释作一粗浅的探讨。     

法律解释的公共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不断“去私人化”、重构法律文本公共性的过程。法律解释的公共性是一种符号、方法、价值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公共偏好、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形态呈现。为了寻求法律“原初”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中进行视域融合，通过对话与协商统合作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对文本含义的重叠共识，在往返流转中无限逼近法律文本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现实”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与互依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具有关系理性的解释主体；同时，解释者应通过表达与对话机制将个体性解释整合为公共性解读，以此探求文本的“原意”。     

司法过程中的数字规律——关于司法数字生成及其合理性的阐述

司法过程中少不了数字的存在,司法数字可分为描述性与调整性两类,调整性数字在司法裁判中通常具有实质性作用,而司法与数字关联的内在机理缘于数字的固有特征与司法的特定需求;从生成因素来看,司法数字的产生以法律规则为基础框架,以经验为填充,通过法官理念整合后展现于裁判文书之中,而理念又在深层次为文化所决定和指引,其最终体现了主观性(主导)与客观性(框架)的综合;从合理性理论出发,司法数字的合理性标准可分为程序正当与结果合理两方面,自身的优化路径则包括基本裁量原理、计算规则的明确和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司法理性之语义分析

司法理性的主要语义是指法官的理性，另一种语义是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对司法理性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目的性是司法理性的首要特征，确定性是司法理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是司法理性的本质，保守性是司法理性的内在特征，论证性是司法理性的外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