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使个人自由权利与社群共同体之善的矛盾关系成为焦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为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者统一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赫斯提出的"和谐共同体"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促使马克思推进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结,把对共同体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并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之上。     

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新自由主义注重权利,而新保守主义注重秩序,两者各执一端,不能保持权利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文章认为权利是秩序的主体基础,秩序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坚决反对权利至上主义和秩序至上主义,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新自由主义注重权利,而新保守主义注重秩序,两者各执一端,不能保持权利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文章认为权利是秩序的主体基础,秩序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坚决反对权利至上主义和秩序至上主义,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西方共同体主义及其中国意义

西方共同体主义是一种思想传统悠久并具有极强实践面向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是对作为西方主流政治话语的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完善,在原子主义自我观、权利优先论、消极自由观、政治碎片化和价值中立观的批判方面卓有建树。作为思想他者的西方共同体主义在质疑普世主义、构思公共领域、强调历史叙事意识、重构现代性观念等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常常因无法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而受到批评。为反驳这种"不宽容"的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主张,以此包容、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然而近两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危机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西方学者及民众却开始抱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过于宽容",既损害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导致族群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令人惊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而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剖析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多元文化困境及其出路。     

罗尔斯“重叠共识”理念的逻辑起点、内涵与践行

约翰·罗尔斯后期的道德哲学中最著名的理念之一,即为"重叠共识"理念。"重叠共识"理念是否能够实现,决定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现代自由民主立宪的社会的持久稳定统一问题能否最终得到解决。由于认识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主义特征,罗尔斯从《正义论》中假设一种普遍的完备性的正义观念转向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构建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的正义观念。罗尔斯认为,持有各种不同且不可通约的完备性学说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单一的政治正义观念上达成的"重叠共识",将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可知,探讨"重叠共识"的可能实现与否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成功与否的关键点,也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注如何实现的基础所在。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异化民主：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批判”的批判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武器之一。这一"批判的武器"同样可以运用到政治领域,当代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就是民主本质异化的表现。自由主义民主以竞争性政党和周期性选举为量化标准、对异己民主理论进行"批判",实质上并不具有科学性。自由主义民主的异化,在实践中表现为西方国家的"民主超载"和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失败"。在自由主义民主中,选举民主的真相是异化民主:首先是民主动机的异化,表现为绝大部分民众被排除在竞选之外,"民主"异化为"钱主";其次是民主过程的异化,表现为人民统治权的被转让,"民主"异化为"选主";最后是民主结果的异化,表现为人民被选举出来的当政者所支配,"民主"异化为"权主"。揭露西方选举民主的真相,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予以回应和批判,并从民主理论的源头认清西方民主理论的异化表现,对我国人民民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共同体与公民德性——麦金太尔共同体主义视阈下的德性伦理观

麦金太尔认为自近代以来西方道德伦理与实践处于危机之中,传统德性伦理赖以生长的共同体的瓦解以及自由主义对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核心的德性伦理传统的拒斥是当今道德危机的最深刻根源。为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一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与自由主义主流,主张放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作为共同体主义代表的麦金太尔试图通过对传统共同体主义的追寻,以实践、人生的叙事统一性以及历史传统作为亚里士多德界说最高的善的替代物来重建一种追求共同善的现代伦理共同体,以消解因自由主义伦理过度扩张导致的消极后果。     

商谈民主与现实政治——析哈贝马斯“理想交往共同体”的批判潜能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商谈民主"或"程序主义民主"。商谈民主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商谈民主的规范性是如何又是在何种意义下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的?商谈民主的批判性潜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直接牵涉到商谈政治实践层面的问题,哈贝马斯当然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让人消除这样一种误解:商谈民主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而毫无现实意义。     

权利概念的政治哲学理解——基于和谐共同体生活视角的考察

权利不仅仅涉及个体利益的实现,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内涵。理解权利需要突破个人本位主义,从共同体视角进行政治哲学分析。权利观念是在共同体生活互动所孕育的事实认知和规范确立之间的张力中生成的,这在西方权利观念的演变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突破狭隘的个体本位思维,从积极他者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权利的共同体视角,也才能更好地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冲突。要在权利虚无主义批判中,进行积极的权利共在状态构思。惟有立足于充分的社会交往以致力于和谐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构建,才能真正地实现权利。     

开拓中国本土宪法实施的新模式——基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自由主义将宪法视为纯粹的审查性规范,只重视其法律属性,其在强化法院实施宪法的同时轻视和削弱了宪法的道德属性,贬抑并挤压了政治机构实施宪法的力量和空间。与自由主义的仇恨、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学基础不同,共和主义认为权利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民主主义强调立法机关在形成基本权利过程中的作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赋予立法机关实施宪法的责任。我国宪法传统确立了民主之于自由的优先地位,人民民主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是我国的立国哲学,民主集中制不同于"三权分立"。结合我国宪法传统,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开拓中国本土宪法实施的新模式——基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北大核心SSCI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自由主义将宪法视为纯粹的审查性规范,只重视其法律属性,其在强化法院实施宪法的同时轻视和削弱了宪法的道德属性,贬抑并挤压了政治机构实施宪法的力量和空间。与自由主义的仇恨、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学基础不同,共和主义认为权利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民主主义强调立法机关在形成基本权利过程中的作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赋予立法机关实施宪法的责任。我国宪法传统确立了民主之于自由的优先地位,人民民主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是我国的立国哲学,民主集中制不同于"三权分立"。结合我国宪法传统,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西方学人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几点反思及其借鉴作用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及精英民主理论和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反思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只解决了由"谁"行使权力而没有解决行使权力的制约问题,民主要有效运行必须内在包含着权力制约的理论,而对权力的制约不仅仅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资源转化为法律层面的各种权利规定,以划定民主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法律授权给各种社团组织,使其成为社会制衡力量,以社会制约权力,否则,民主要么是有名无实,要么就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专制,这些观点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主要争论及发展取向——兼论对中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

一、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主要争论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价值争议的领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人们对各种社会福利实践进行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探讨,形成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三大福利思潮。进入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理论流派又发展演变成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及福利多元主义等诸多形态。国家干预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为了从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流变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渊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理论，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思潮之一。西方自由主义传人近代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思考和启示意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正是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碰撞的结果，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近代社会密不可分。这里试图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悖论以及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演进历程，并且进一步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照，比较分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流变，以此为我们今天的思想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我国民主党派在凝聚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

中国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作为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和"政治联盟",在凝聚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实现政治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履行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职能,壮大统一战线,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多个层面。它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并且也可从国际的视角得到强有力的印证。通过中外民主政党维稳作用的比较说明,在新时期丰富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还有巨大潜力可挖,参政党未来大有可为。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论析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源于对前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变革,即从神性走向人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支柱:自然法理论、天赋人权观念、契约精神。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也经历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论争。经典的政治现代性遭遇了西方后现代性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批判,而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后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政治现代性之间的一个现实环节。